“超一流”时务学堂带来的启示

2017-12-19 03:36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超一流”时务学堂带来的启示

——“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讨会记叙

光明日报记者 刘梦 龙军

  120年前,在湖南,一批敢为人先的仁人志士,秉承“忠诚、担当、求实、图强”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创新教书育人方式,培养出一批批经天纬地的人才。

  于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诞生的时务学堂,自创办到改制,虽时间短暂,但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拉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序幕。

  120年后,这所学堂的师生后裔、国内外研究学者齐聚岳麓书院,研讨“时务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共同追寻“以天下为己任”的时务情怀,传承、弘扬和发展“超一流”时务学堂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和办学精神。

  纪念时务学堂创建120周年,是致敬那个时代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热血青年们,也是寻找新时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

“超一流”时务学堂带来的启示

岳麓书院时务轩 刘兆明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办学一年,见证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走进岳麓书院,为纪念时务学堂而建立的“时务轩”安静伫立在书院一隅。

  1897年,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先生领衔,时务学堂创办于湖南长沙小东街,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从1897年11月29日正式开学,至1898年11月17日更名为求实书院,时务学堂实际只存在了约一年的时间,先后录取的学生(含初选)仅200余人。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泱泱认为,其以新知新学培育人才的教学活动,其师生在湖南其他各项新政以及往后历史发展中的作为皆卓著,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对往后湖南和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仅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维新运动失败后,时务学堂宣传的变法救亡和民权平等思想历久弥新,其所培育的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活跃于近现代历史舞台,时务学堂师生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刘泱泱说。

  时至今日,那一块“时务学堂旧址”石碑,依然时常被后人寻访。不光因为其有着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名师之汇聚,也不仅因其培养出了蔡锷、林圭、杨树达、范源濂、李炳寰等青年才俊,还因为这所学堂见证了学堂师生的情深义重与生死至交,见证了湖湘近代化历程中最为艰辛的历程,以及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对两句诗印象深刻,一句是湖南浏阳人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是湖南邵阳人蔡锷的“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谭嗣同和蔡锷,一个是时务学堂的老师,一个是时务学堂的学生,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热血青年的情怀和抱负,也印证了时务学堂全新的办学风气和治学精神。

  从书院到学堂,探索中西融合的教育之道

  从中国传统书院,到近代学堂,再到今天的学校,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没有很好地吸收中国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对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认为,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之所以是一种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历史性原因并不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如果回到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早期学堂,不少思想家、教育家在艰难地尝试着将中国传统教育与引进的西方近代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近代教育。

  时务学堂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尝试。梁启超曾经就其办学特点说:“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这种尝试,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师资力量方面,很多教师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教学内容方面,时务学堂已有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和科学的分类,其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大类,接近今天的通识课与专业课的划分,力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在教学方式方面,时务学堂广泛采用师生问答、同学会讲、研讨启发、批阅札记、刊发习作、社会实践等带有平等自由风格的近代教育方法;在教学组织方面,采用了当时颇为罕见和新潮的班级授课制。

  “作为中西文化磨合过程中一颗璀璨珍珠,虽时间短暂,历程曲折,但时务学堂是湖南教育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开端之一,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作出了成功的探索,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伟说。

  由古及今,找寻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启示

  如何从时务学堂短暂而耀眼的办学经验中汲取经验,在新时代培养出更多一流人才?

  时务学堂的教学事宜,湖南方面一切交由梁启超、李维格两位总教习决定。二人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该章程规定了完整的安排与计划,以及《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包罗了学生应看之书单。

  从《礼记》《春秋公羊传》等“经学”,到《孟子》《吕氏春秋》等“诸子学”,从现代科学,到《格物质学》《化学鉴原》《谈天》等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学生所学分为“人人皆当习”的溥通学和“每人各占一门”的专门学。溥通学当中,包括了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学之粗浅者。专门学则分为公法学、掌故学和格算学。

  既有传统经典,又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说他们所接受的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教育也不为过。

  “虽然从诞生到更名仅仅存在了一年,但培养了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杰出的人。对于湖南大学而言,此时回望时务学堂、缅怀先贤贡献、铭记办学初心,对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湖南大学校长段献忠表示,一所大学是否一流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出一流人才。他说,湖南大学将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时务学堂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和办学精神,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作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不少专家表示,今天我们纪念时务学堂,对在新时代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推进“双一流”建设意义深远。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对中华优秀教育文化传统加以现代化转化,使现代中国大学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9日 09版)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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