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惠泉(江苏省美术馆馆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苏州地处三江五湖的环抱之中,左拥太湖,右揽运河,气候温和,雨水充沛,自北宋后就成为南方富庶的鱼米之乡。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经济基础延续到了今天,当代苏州依然作为一座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城,领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级市。而苏州美术界几度春风,至今人才济济。吴文化的精华在美术创作中得以集中体现并世代相传,薪火不断。
穿蓝印花布衣的女孩(油画) 庞薰琹
清代的苏州就因坐拥过云楼,而有“收藏甲江南”之称,而晚清出生的苏州人吴湖帆作为上海画坛的领军人物,不但在艺术成就方面能与张大千并称“南吴北张”,与溥心畬并称“南吴北溥”,更以其收藏宏富而留名于世。在清末民初新文化、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情况下,他执着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以巨大学养而形成的优雅显得极为难能可贵。而这一独特的典藏传统,也深深植入了苏州的城市文化之中,造就了今日苏州城内林立的美术馆,其中民营美术馆更多达40家以上。
苏州不仅是传统中国画的繁盛之地,也是西画与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1922年,颜文樑与胡粹中、朱士杰在苏州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被誉为“苏沪四大画家”之一的吴子深慷慨解囊,出资五万四千余银元,建造了至今仍巍然屹立在沧浪亭畔的罗马大厦,成为当年无数美术青年向往的艺术之宫。1953年,颜文樑出任浙江美术学院的副院长。这一时期,祖籍安徽、生于苏州的吴作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苏州常熟的庞薰琹亦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苏州画家陆续入主了中国顶级的美术院校。
渔村(粉画) 卢卫星
苏州美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自然和人文环境上的传统优势,继续吸引大批名家迁居苏州。出生丹阳的艺术教育大家吕凤子将倾注毕生心血的“正则学校”交予国家,晚年于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任教,定居苏州。去世前他曾出任江苏省国画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并完稿《中国画法研究》,而这本著作在日后成为“新金陵画派”的理论基础。
1960年以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为代表的江苏省国画院画家开始了行程二万三千里的写生活动,“新金陵画派”在中国画坛呼之欲出,为中国画这一传统画种开创了一种新的时代样式。这其中来自苏州太仓的宋文治大胆将水彩、水粉用色融入国画,更以苏州水乡为素材,开始创作表现江南风景的系列作品,赢得了“宋太湖”的美誉。
同时期的江苏省国画院画家余彤甫、张晋也是苏州人,均为“新金陵画派”的创作骨干。安徽合肥人亚明则在晚年由南京迁居苏州东山,“读书、写字、作画,饮茶、听雨、种花”,并对中国画理法作深入探源,以求更高的领悟。他在此完成多幅巨制长卷,作历代罕见之大型山水壁画近20幅。
与“新金陵画派”同时崛起的还有“江苏水印木刻学派”,苏州老一辈版画家们吸收了姑苏桃花坞木刻传统年画的艺术技巧,赋予水印版画以形式单纯而色彩强烈的江南意蕴,成为“江苏水印木刻学派”的中坚力量。他们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推出了“姑苏之秋”版画邀请展,一度作为全国最知名的权威性版画展,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州人向往自然环境,崇尚解放性灵的人文精神,带动了独立、自由、浪漫唯美的审美情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高精之论,诞生于太湖之滨绝非偶然。今日落户苏州的“中国美术苏州圆桌会”,在已举办的两届高峰论坛上,分别以“生态山水与美丽家园”和“艺术与人文”为主题,借姑苏古城保护良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天然契合,提出了艺术重返自然的观点,对当代中国的写生运动,起到了富有中华美学精神的推动作用。
对有着上下千年历史的苏州美术而言,“吴门画派”的生成与延续已让诸多学者意识到“地域”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和行政上的二维空间概念,更重要的是附着其上的血缘、师承、人际交往等人文因素。活跃在近现代苏州的美术家们,虽历经中国社会百年间的风云激荡却也传承有序,且无不有着超越古人、超越今人和超越自我的大志。他们见证了现代中国画的曲折演进和油画的几经起伏,更共同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和完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吴门地域的文化边界被逐渐消解,化作愈加开放包容的精神载体,将苏州文化彻底融入了整个中国的美术史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