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好资政第一书

2017-12-24 05:2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著书者说】  

如何读好资政第一书

——撰写《丁万明评说〈资治通鉴〉之纵横捭阖》的心得体会

  作者:丁万明(河北省委党校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评说〈资治通鉴〉》系列节目主讲人)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为一部通史,《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被誉为资政第一书。

如何读好资政第一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其从政治角度的评价最为详细而又中肯,他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四库全书》甚至给了《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八个字的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十七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对其都精研细读。一代名臣曾国藩一生深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后学谈读通鉴的体会: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请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八字可谓深得《资治通鉴》个中三昧。曾国藩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者七,即为成学”,通鉴即为此七中之一。

如何读好资政第一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阅读并研究《资治通鉴》不仅是我个人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二十多年来,在党校工作的三尺讲坛上,我讲授了无数次有关《资治通鉴》的专题课。怎么讲授才能让更多的人容易理解《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政治文化理念?从什么角度讲授可以让更多的受众从《资治通鉴》中有所受益?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古人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南宋的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的写作方式。所谓“纲”就是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180多万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读物,深得毛泽东一生的推重。

  唐代诗人张若虚有诗云:“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时移世易,不变的是人心人性。知人论世、否臧人物、嘉善矜恶,这是史学的重要职能。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决定以人为主线评说《资治通鉴》,窃以为,这种方式是今人阅读《资治通鉴》的相对捷径。

  至于怎么评说,个人以为要特别注意三个维度:历史意识,学者眼光,现代视角。

  什么叫历史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学习历史是为了培养历史文化素养,而历史文化素养中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为什么要强调学者眼光?《资治通鉴》毕竟是九百多年前问世的史学专著,随着后世学者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司马光时代的很多定论已经不成立了,这就需要重新解读。例如关于苏秦的历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基本沿袭司马迁的观点,但是随着长沙马王堆汉墓战国纵横家书帛书的出土,现代学者的主流观点已经完全颠覆了这段历史,但普通大众可能并不了解,这就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评说。

  至于现代视角,窃以为关键要强调两点: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论衡·艺增》);二要知人论世,就是要对他的功过得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而要有鲜明的超越历史局限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善恶褒贬,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评说历史不是为了评说而评说,而是要鉴古察今,鉴往知来,进而对我们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信仰乃至对人类基本价值准则、历史公正与社会公正加以维护。这才是我们读史的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所以,为政者的人格修养依然是为政的主导方面,并且是克服诸多政治弊端必不可少的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鉴借前人的成败得失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4日 12版)

[责任编辑:孙宗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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