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垚封建经济史研究的理论高度

　　作者：顾銮斋，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马克垚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主要从事封建经济史研究，著述丰厚。作为学术生涯的结晶，他于近年出版了《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和《困学苦思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两部著作。前者集结了关于封建经济的一些新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比较研究，论证封建经济的基本原理；后者系“北京社科名家文库”自选集，收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22篇代表作，其中大多探讨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需要说明，两部著作都是在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2000年版）的基础上撰写出版的，三者相通相融，不可割裂。概览这些研究可见，他的基本目标是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突破和补正现有的封建经济学理论，从欧亚大陆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建立新的、适宜度更高的封建社会经济学，进而认识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    

　　要突破和补正封建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并建立新的封建经济学，就必须充分认识已有的封建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为此，马克垚仔细考察了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8、19世纪的西方学术史，深入研究了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概念和理论，发现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解决封建经济的很多问题。他进一步研究了桑巴特、斯密、李嘉图、布罗代尔、诺斯等相关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是如何提出这些概念和理论的，结果发现所谓封建主义经济学，是西方学者依据欧洲的封建社会创建的，并不适合其他地区的封建社会。以边际主义理论为例，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学概念，主要运用微积分方法观察经济问题，解释和说明经济事物的变量关系。由于自身的理论缺陷，创建以来曾受到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的批评。但必须承认，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广泛且深远，西欧中古经济史的很多研究成果即得自它的计算方法。

　　既然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等理论仅限于欧洲封建社会，且即使在欧洲，也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那么，就应该在对欧洲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同时，扩大视野，从更广阔的区域进行考察，创建一种符合封建社会实际的新的理论。于是，马克垚的学术之旅由华入欧，回经伊斯兰世界，进入南亚，之后再返回华夏大地，考察了欧亚大陆各主要地区的封建社会。为了掌握经济学以及经济学所需要的数学方法，马先生付出了艰苦的、巨大的努力，在充分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史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古西欧、东欧等地区和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封建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和综合，最终建立了他的封建经济学。

马克垚先生的代表作

　　马克垚封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二元经济、管制与短缺、谋生与谋利、发展与进步。二元经济是指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存，前者为主，后者居次。传统观点认为，无论地主经济还是小农经济，都是一种自然经济。但经过长期细致的考察研究，马克垚发现，即使是最原始最完备的地主经济，也不能做到绝对自给自足，总有一些多余产品卖出和一些生活用品买入，并进行一定的商品生产。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比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经济发展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地主经济如此，小农经济也如此。管制与短缺是指封建经济从来没有脱离国家政治和政府政策的管制，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劳动产出很难满足民众消费，时时出现短缺现象。既然是短缺经济，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劳动当然就是为了糊口，为了谋生。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又决定了谋利群体的存在，决定了商人以及特定时期富商的不可或缺。封建经济无论怎样落后或原始，发展过程怎样蹒跚和坎坷，基本趋势还是在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进步。

　　这样，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首先弥补了边际主义理论的缺陷。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边际主义的广度只涉及欧洲封建经济的部分内容，这造成了它的体系中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缺位；而由于对历史过程缺乏全面、细致的考察，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也缺乏客观的基础。自然经济、政府管制、劳作谋生原本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状态，但在边际主义体系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马克垚则赋予它们一定的地位。其次，修正了它的一些错误。边际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市场的假定前提下提出来的，原本即具有主观臆断色彩，而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影响，它又对封建社会的自由竞争做了进一步的夸大。事实上，封建经济虽非不存在竞争，但远没有它描述得那样突出，且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干扰。而以商品经济和谋利予以描述，无疑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实际。此外，边际主义以孤立的个人立论，从消费而不是生产出发分析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强调心理和意志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心理活动对经济运行当然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的，更无法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在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中都得到了补正。

　　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实际上是关于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证和概括，它旨在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处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都必然出现类似现象。具体说来，世界上各大文明区域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这表现为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各文明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和历史发展趋势也大致相同，重大历史现象和主要历史阶段存在一致或相似性。例如，古罗马与中国的汉代都存在奴隶制，罗马奴隶制自有它的典型之处，但也存在不典型的地方，汉代奴隶制也是如此；西方封建王权受限，形成了“王在法下”的现象，中国皇权也非无限，也受礼法、习惯和官僚体制等因素的限制，存在“王在法下”的现象；中国有专制制度，西方也有专制制度；西方有资本主义萌芽，东方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未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有封建庄园，东方也有封建庄园。西方封建庄园的典型性经历代学者的研究已得到归纳、抽象和概括，东方的封建庄园则因研究很不充分，尚未进入这一层面。中国史学界则因一向做王朝史研究，还没有做出相应的概括。随着中国学者对封建社会史的抽象和概括的加强，这类共同现象必然大量增加，从而大大强化对封建社会共同规律的认识。必须指出，这些共性寓于各文明区域的特性之中，建立在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基础之上。

　　通过与西方封建经济学比较，我们认识了马克垚封建经济史研究的理论高度。需要说明，在他的这一体系中，高度与广度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广度为高度提供素材和案例，视野越宽，研究对象越广，获得的素材和案例就越多；高度为广度提供概括与架构，层级越高，覆盖范围越广，理论适宜度也就越高。如前所论，马克垚的研究覆盖了欧亚大陆的主要封建国家，而西欧封建经济学理论则仅局限于欧洲本土。高度是指封建经济史研究的最高理论层次，即封建经济学。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是从欧亚大陆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在广度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封建经济学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封建社会的实际，而且缺乏广度的基础，因此造成了一些错误认识，这就必然影响它们的学术价值。当然，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其中也吸收或包含了西方学者的理论贡献。

　　马克垚这一代学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下成长成熟、成名成家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学马列出身的”。他后来之所以执着于封建经济学的建立和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和研究，即与此密切相关。而今天，受后现代主义史学“微观化”“碎片化”的影响，学术界风行微观研究，并将过去的研究责称为“宏大叙事”，以至于放眼期刊杂志发表的文章，让人有一种历史学变成史料学的感觉。但是，马先生并没有为时风所扰，淡定自如，仍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咬定青山，这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需要指出，马克垚关于封建经济学的建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也正是建立在微观研究、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当代史学的趋向与马先生的研究并没有不同。问题在于，微观研究、个案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沉迷于微观与碎片，迷途而不返，而是为了概念的总结，认识的提升，由微观经中观而至宏观，即将浩如烟海或堆积如山的个案、实证材料进行抽象化、概念化、理论化和体系化。否则，历史研究或历史学科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架构、没有体系、没有高度的“侏儒”，甚至难以称得上是学科。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赞同马先生的研究：高低有致，宏微并臻。当代史学应该从马克垚对建立封建经济学体系和探寻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坚持与执着、从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宏大叙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一项新的理论或学说的创立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就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学和对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探寻来说，目标是否已经实现，还需要接受学术实践的检验，听取同行的评判。而就马先生本人而言，因结论形成未久，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还可能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项高端理论建构，特别是从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地平线上审视这一建构，它的高度自然也就显现出来。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