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科学评价体系

　　【光明时评】

　　作者：荆林波（中国社科评价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编者按

　　近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引起广泛关注。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发表学术论文42.6万份，首次超过美国（40.9万份），成为全球第一。有外媒评论称，“这个具有说服力的数字凸显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在世界舞台上所取得的飞速进步”“一个新的学术科技大国正在迅速赶超”。对这个“全球第一”，该如何评价？“全球第一”背后又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报特约两位学者进行解读，呈现学界对这一现象的深度思考。

　　《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称，从资金、论文、人才等多方面看，美国科技实力依然全球领先，而中国科技实力正迅速提升。报告显示，据统计，中国2016年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据此，一些学者得出中国科技实力超过美国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客观评价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科学评价体系。这正是我国乃至全球学术界面临的一道难题。

　　一直以来，我们依赖影响因子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方法，很多科研机构、高校甚至学术同行越来越依赖于期刊影响因子，来评判一篇论文甚至作者的科研水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刊评文”“以刊评人”的评价怪象。影响因子深受诟病的另一个原因，要从其算法本身的局限性说起。期刊影响因子是计算期刊前两年的被引数量与发表论文数量的比例，因此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单篇论文质量或创新性的高低，即“以刊评文”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嫌疑。其次，期刊的影响因子也不宜跨学科比较。影响因子高低取决于所属学科的发展情况，学科越不成熟，越需要相互印证，所以引用就多，影响因子就高。但是，不同学科的文献更新速度、学科发展情况存在差异，靠单一影响因子来进行期刊评价甚至跨学科的期刊评价，有失公允。

　　20世纪60年代，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对期刊文献的引文进行了大规模统计分析，得出了大量被引用文献集中在少数期刊上，而少量被引用文献散布在大量期刊中的结论，亦即从引文角度证实了核心期刊的存在。随后，加菲尔德相继开发了SCI、SSCI和A&HCI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多个指标的客观数据，每年发布一次《期刊引证报告》（JCR）。2017年4月27日，加菲尔德去世后两个月，《自然》杂志签署了《旧金山宣言》，“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评估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目前，全球期刊界都在反思影响因子给期刊评价带来的危害，试图重塑期刊评价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加快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需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需要推进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的战略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毋庸置疑。在现有的期刊评价活动中，期刊的学术性被充分强调，但期刊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却很少被提及，未明确设立意识形态属性的评价指标，未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意识形态属性。比如，日前某刊发表了3篇以“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的座谈会纪要，打着儒家公羊学和天命论旗号的“告别革命”论，对中国共产党和近现代中国革命做了彻底的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像这类期刊，在期刊评价中就必须坚持一票否决，绝对不能让其进入核心期刊。而我国有的评价机构则单纯以影响因子做评价，把该刊仍然列入核心期刊。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科技领域存在着在外文期刊发论文的导向，导致目前我国优秀的科技论文首先投稿到海外，而中文科技期刊发展滞后。这种评价导向非常不利于国内学术的发展。总之，在新时代全球化的科技竞争中，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不断挖掘，探索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科学评价体系，正确引导科技发展。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1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