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版基金十年了

　　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2017年岁末的一个午后，北京城西的一家会议中心内，百余名学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两院院士来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来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来了……相熟的朋友见面，却在几句寒暄后便各自准备起即将开始的工作。

　　这是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专家初评的前一天。从2007年至今，这样的评审会办了10次，《大辞海》《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等3000多个项目，从众多作者、出版人的梦想，幻化为一张张带着墨香的书页，不少书还登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殿堂。

　　是学术工作，更是国家使命

　　“这几天我有重要工作，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正在会议中心审读书稿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谢地坤，匆匆挂断手中的电话。

　　在评审专家库的2000多位学术专家中，第5次被计算机随机选中，谢地坤无疑很“幸运”。但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3天的时间里，他要审读29部书稿。“今年还算少的。有一年，我有50多部书稿要看，单单一个大部头就读了一天一夜。”虽然辛苦，但谢地坤明白，参与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工作，而是一项光荣的国家使命，“只有那些代表当代学术最高水平的著作才能通过评审，我们责任重大。”

　　离谢地坤的房间不远，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张雷声，摆在她面前的59部书稿，总量超过千万字。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密，评审要求也严格。“在初评阶段，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审读书稿，不与基金办工作人员接触，也不与其他专家交流。”在张雷声看来，独立评审，是对学者最大的信任。

　　此后十几天，复评、终评相继举行，又有200多名专家陆续到来。在评审中，他们的心中始终有杆秤：一头摆着沉甸甸的书稿，一头压着国家的重托。他们深知，一声招呼、一张纸条，都可能让自己笔下的评语蒙尘。

　　“我们对参评专家名单和分组信息都严格保密，连基金办工作人员未经批准也不得进入评审现场。”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陈亚明说，所有的纪律要求，都是为了遴选出真正值得资助的项目。

　　“既不好申请，又不好使用”

　　“按规定，每家出版社只能申报3个项目，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入选了5个？”一年前，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刚一公示，基金办综合处处长刘兰肖就接到这个电话。她核查了公示名单，确实有出版社入选了5个项目。再认真分析，这家出版社上一年的项目综合绩效考评为“优秀”，又有出版物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可以增加申报两个项目，并不违规。相关规定早已在基金办网站张贴。刘兰肖的解释，打消了这位举报人的疑虑。10年来，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的保密纪律越来越严格，而从立项到出版的全程绩效管理，则越来越公开透明。这让不少出版单位感到这个基金“既不好申请，又不好使用”。

　　“国家出版基金不是划拨了资金就撒手不管。一套书的学术水平如何？编校质量怎么样？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在结项验收时，都要逐一打分。”作为出版专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曾数次参与资助项目的结项考评，“有多家出版社因为考评不合格被通报批评，还被扣减了下一年度的申报指标。这让出版社在申报之初，就不能不慎重行事。”

　　如果说“不好使用”可以视作称赞，那么“不好申请”则道出了很多出版人的期待。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辑潘正安算了一笔账，现在国家出版基金每年的资助规模是5.8亿元，每年资助500多个项目，而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平均每个社只能获得一项资助，资助额度不过100多万元。

　　“目前国家出版基金的规模有限，我们重点从提升项目质量上下功夫，力争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陈亚明说，在国家出版基金的带动下，不少出版社建立起类似的内部管理体系，其对出版业的导向引领作用正日益显现。

　　雪中送炭，适应时代之需

　　“我读了《赵润琛按摩心悟》，想和赵老师学习按摩技法。请问怎么能联系到他？”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盲人按摩师职业技能提高丛书”出版后不久，中国盲文出版社编辑戴皓宁接到一位盲人读者的电话。在“盲人按摩师职业技能提高丛书”中，编辑们把赵润琛等名家的口述心得编辑整理成专著，以大字本、盲文本、有声读物的形式同时出版，为盲人读者搭建起走近名家的桥梁。戴皓宁很快把赵润琛所在的北京按摩医院的电话告诉了这位读者。

　　“对出版社来说，这些书发行量不会很大，而且按成本定价，没有利润。”戴皓宁介绍，“有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这套书才能顺利出版。”

　　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有些出版项目无法启动，有些项目的出版时间会严重滞后，还有些项目会中途流产，这是很多出版人的共识。

　　“计划出版330多册的《儒藏》，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艰难地出版了10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介绍，2016年、2017年《儒藏》连续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效率大大提高，第二批60册已经问世，第三批80册有望在2019年出版。

　　“过去的国家出版项目，大多靠行政力量来推动，而且往往是单个项目立项，没有统一管理。”对比多年前的国家出版项目，徐俊感慨良多，“在文化体制改革后，国家出版基金应运而生，为那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传承优秀文化、体现社会公益的优秀出版物雪中送炭，无疑适应了时代之需。”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