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报告文学的内生性潜力
——关于报告文学的载体、传播及其接受
作者：孔明玉（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报告文学的创作，有着年轻的生命肌理和成长活力，在传递信息上追求真实，体现着作家的现实关怀、理性判断和社会情怀，在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同体合抱中彰显出思想高度、精神深度和艺术美感，从而渐渐被广大读者和文学界青睐，成为一种同小说、诗歌、散文比翼齐飞的重要文学样态。在中国人有关报告文学的文学记忆中，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其中富有经典意义的上乘之作，不仅成为广大读者悠长而深刻的记忆，而且也是报告文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著名华章。一大批作家的纷纷涌入，并创作出为数不少的精品力作，由此建构出蔚为大观的中国式的报告文学创作景观。
对报告文学历史发展和当代演进的过程进行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它在20世纪80年代有着创作主体自觉的苏醒和确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显露出创作态势的乏力和退化，在新世纪以来的时空变换中慢慢突显出繁复多元的发展景象。它在文体形式上不断嬗变、在叙事方式上全力求新、在语言表达上深入探索。这些都在充分表明，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处在逐级抬高的发展趋向和良性状态中，成为民族审美文化接受场域里不可小觑的文学力量或审美景观，并且昭示出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
尽管如此，也无须讳言这样一个事实，报告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大家族里仍然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小”“劣势”生存境地或边缘存在的文学样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处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创作内部的原因，诸如作家数量的较少、创造能力的下滑、艺术水平的欠缺、探索意识的不足；也有创作外部的因素，诸如刊发或传播报告文学作品的载体——专业性的报刊或出版物的数量不够理想，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评论家、理论家远远低于从事小说、诗歌、散文研究的人数，在审美接受市场中对报告文学青睐的受众数量也相对有限。面对报告文学创作所处的这样一种境况，不能不引发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重新估量。有鉴于不少评论家、理论家已对影响其创作内部的原因进行了较为丰富而深刻的探讨，笔者主要从影响其创作的外部原因，即报告文学的载体、传播及其接受的维度来进行分析。
在一个资讯已然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任何形态的精神产品试图进入传播领域，并以此获得大众的阅读、接受和欣赏，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都要借助或倚重新闻媒体、文学期刊、书籍出版等这些载体力量。作为报告文学作品自然不能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在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显现出逐步兴盛和繁荣的局面，除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群体力量比较集中外，和众多新闻媒体、文学刊物、书籍出版的齐心与合力密不可分。这其中，有些专门的报告文学杂志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有如报告文学作家的家园，不仅集聚了当时众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而且刊发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也由此催生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潮。但这些专属于报告文学的专业杂志渐渐都停刊了，报告文学发表的主阵地丧失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主要纸质新闻媒体，以及重要综合性文学期刊，就成为报告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随着报告文学创作热潮的消退，特别是其步入相对沉寂的时期以后，许多区域性、地方性的新闻媒体和文学期刊，都先后逐步压缩甚至取消了报告文学栏目或专栏的设置，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这样的国家级新闻媒体，《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这样的重要文学期刊，却始终不渝地开设了报告文学的版面或栏目，连续不断地刊载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从而稳步地推进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其中，《人民文学》杂志发起并积极倡导和主动践行的“非虚构”写作值得一提。这种写作文体尽管同报告文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差异或区别，但究其本质而言，它们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某些相近或相通之处，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和激励。令人稍觉遗憾的是，各类文学网站、电子期刊对报告文学作品刊载的力度还相当微弱，倘若能够充分利用这样的电子载体，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必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作为。必须谨记的是，载体是报告文学得以存在、传播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报告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既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接受，同时又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传播。因而报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离不开报告文学评论家、理论家们的艰辛付出。报告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他们不仅能够充分运用各自专业化的文学理论知识和研究学术问题的成熟经验，而且还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分析问题。通过他们对报告文学作品的理性分析、深层解读和公允评价，可以引导读者去正确地把握报告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也能更有效地推进报告文学的传播，从而在接受与传播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使报告文学的创作能更上一层楼。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呈现出逐步兴盛和十分繁荣的局面，莫不与从事报告文学评论和研究的评论家、理论家们对这种重要作用的发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就当下的报告文学评论和研究而言，我们不需要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继续在报告文学的边界判定、报告文学文本内涵的界说、报告文学的篇幅大小、报告文学的叙事方式、报告文学的虚构现象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和争论不休，因为这些问题业已基本厘清，并且抵达一定程度上的意见共识。而应当以发展的眼光和未来性的视野，来认真深入地分析报告文学的内生性潜力和动能，将报告文学同纪实文学、纪传文学、非虚构写作等整合起来加以分析和探究。未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很有可能同这些文体彼此渗透、互为兼容，展示出合体共进的发展态势和艺术魅力。这并非是报告文学的消亡，而是其另一种意义的新生。报告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令笔者甚为忧虑的是，当前的报告文学评论和研究，参与其中的评论家、理论家极为有限，少有长期的坚守者。报告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有更大力度的传播和在更大范围的接受，离不开从事报告文学评论和研究的评论家、理论家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介入。但愿有更多的评论家能够加入这个阵营。
从报告文学创作的外部入手来探寻它的载体、传播及其接受，这不过是研究问题的一种角度而已，旨在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有所启迪、有所裨益，目的是希望能全面挖掘出报告文学的内生性潜力。报告文学能否有更大的进步和整体性的升值，主要取决于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努力和探索。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6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