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
在当代中国文艺生态中，春晚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以来，春晚在表达社会情绪、凝聚社会共识、塑造文化认同等方面，一直起着独特作用。
现代媒介意义上的春晚，可以追溯到1956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并在全国发行的《春节大联欢》。那部纪录片几乎汇聚了那个时代我国文化艺术界的全部精英：张骏祥出任总执导，谢晋等担任导演，梅兰芳、侯宝林、赵丹、徐玉兰、新凤霞、老舍、巴金等众多文艺大家悉数出演，钱学森、荣毅仁等知名人士也作为观众出现在纪录片中。随后在1957年春节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连举办了多台音乐、戏曲、曲艺类“广播春节晚会”，其中包括“春节慰问解放军与志愿军的文娱晚会”。
“文革”结束后，央视在1979年除夕推出了具有如今春晚性质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在1983年正式推出首届现场直播形式的春晚。在随后的岁月中，不同媒介形态下不同模式、不同类型的春晚，没有停止探索和创新的步伐，一直在寻找更加贴近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和经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探索和创新饱含着一代代艺术家的心血，但并非每一次探索和创新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功。
1985年，为了拓展春晚的艺术表现空间和尽可能多地增加现场观众，央视春晚将晚会现场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和直播经验欠缺，那一届央视春晚效果不佳，社会上批评声音颇多，央视甚至为此在新闻中专门致歉。从1986年那届春晚开始，央视春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和类型，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节目形式都是从那个时候沿袭而来。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广大观众的互动，央视从1990年开始举办“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活动”，这也一度成为央视春晚联系广大观众的有力纽带。央视春晚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现在的模式和类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不再是一台普通的晚会，而成为当代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年夜饭”和现代春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旧世纪之交，为了扩大央视春晚的影响范围，增强演出效果，商业演出的经验开始被应用到央视春晚中，标志性事件是2000年央视春晚直接采用了当时只有商业演出才使用的圆形舞台，这让春晚进一步成熟起来。不过，央视春晚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也一度出现相对专业化、商业化、小圈子化的趋势。因此，2005年央视提出“‘开门’办春晚”，试图破除专业化、精英化、商业化等种种问题，随后才有了普通人“直通春晚”的开放性渠道，让“旭日阳刚”等民间艺人通过春晚的舞台而走向全国。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春晚走过了文艺节目汇演、文化时尚追踪和新民俗传播这样几个阶段。尽管节目内容越来越丰富，节目形式越来越多样，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观众对春晚却越来越挑剔，每年春晚播出前后，围绕节目的种种讨论都会成为热点文化事件。这种挑剔，从表面看是“吐槽”，但透露的却是关注，说明春晚作为一种新年俗已经深入人心。
不过，随着观众审美诉求的多样化，春晚也出现了分众化趋势。近些年出现了以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的“专业性春晚”，比如“打工春晚”“乡村春晚”等。这些春晚的观众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拥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利益诉求，所以晚会的节目编排更有针对性，也更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这些新型春晚的价值就在于，把不同的人都吸引到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中来，并在共同的仪式中，深化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
春节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节日。尽管大家过春节的方式各自不同，尽管大家对春晚的节目内容有着各自的评判，但除夕之夜看春晚，却已是全球华人过春节必不可少的仪式。春晚这一新民俗，早就脱离了单纯的娱乐提供者的角色，而成为全球华人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全球华人追求团圆幸福的美好愿望，传承着中华儿女的家庭、社会伦理观念，对全球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影响——这是春晚始终未变的核心价值。
（稿件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文艺论坛”）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24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