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经典提升境界

　　【光明书话】

　　作者：李世琦（河北人民出版社调研员、编审）

　　《涵泳经典》是我第三本书评、书话集。此前，2006年7月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了《倾听灵魂》，2010年12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批评的风骨》。该书的取名，是受王元化先生的影响。他在回忆熊十力的文章中，引用了熊先生谈读书方法的一段话：“凡读书，不可求快，而读佛家书，尤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否则必难悟入。吾常言，学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微之故。”元化先生说“‘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这八个字正可作为读书的良箴。”两位大家的话使我悚然一惊，我认为自己读书确实存在贪多求快的毛病，必须痛下决心，努力克服。这件事大约过去了十多年，我一直在身体力行，受益良多。本次新书《涵泳经典》出版，书名即由此而来，表明自己的阅读取向。下文略谈个人体会。

《涵泳经典》 李世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与今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文人写作，学人治学，都必须打通中西，博古通今，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鲁迅、郭沫若概莫能外。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这一历史趋势愈益彰显。一大批新时期崭露头角的学者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我是学历史专业的，我读大学的北师大历史系前有陈垣这样的史学大师，后有白寿彝、何兹全等史学大家，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从中国通史到世界通史，让我们养成了比较开阔的学术眼光。大学毕业后我到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工作，文史哲经，各个学科的书稿都要接触，不能死守一隅。由于我是历史专业出身，基本以历史学为主，从古代到当代，从外国到中国，从断代到地方志，从中共党史到人物传记，林林总总，应有尽有。虽然不敢说懂多少，总可以不说外行话。

　　由于有了历史学的思考习惯，对于人和事，包括书稿，总要放在时间的长河中去衡量，而不是只考虑一时的流行，而思考更久远的流传，于是写出《作品的流行与流传——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文章。再如家谱是中国史学的独创体裁，外国虽有与家谱近似的家族记载，基本是大事记加传记，远远赶不上中国家谱的缜密和完善，像孔府的家谱，从春秋时期直到当今，流传有序，环环相扣，给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而完善的资料。有鉴于此，我责编出版了第一部关于家谱的专著《中国家谱的编纂》（林学勤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版），并撰写了相关的书评，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河朔诗派是清初最早形成的一个诗派，在清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资料零散，少人研究，几近湮灭。我利用数年业余时间，写成《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一书，201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还研究了申涵光的老师孙奇逢，引起了学术界对他们的关注。

　　中与外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乎与香港回归同时，我被调到一家文艺出版社担任主要负责人。这对我是个严峻的挑战。管理文艺出版社，很自然要涉及外国文学的选题，为了社里的工作，我开始恶补外国文学，因为我在大学期间系统地自学了中国文学史，新时期以来也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心里是有底的。于是，我系统地自学了几种外国文学史，对几个大国的文学史、重要文学流派、大作家及其代表作有了基本掌握。

　　到文艺社工作的最大好处是眼界的开阔，原来自己主要是以史学的眼光看问题，接触的主要是史学家，扩大一点是社科界，到了文艺社，史学加上了文学，社科界扩大到文艺界，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社会交往的转换和扩展，自己的眼界，写文章的文笔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外国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社会和大自然的描写都使我眼界大开，受益良多。

　　作家都受一定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为了弄清楚他们思想的来龙去脉，就要了解哲学史。为此，我比较、阅读了罗素、梯利各自的《西方哲学史》，并持续关注当代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最新动态，责编出版了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权威性的《牛津西方哲学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并撰写了书评。

　　有了哲学的目光，我开始重点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外国作家，并把重点放在德国现代文学，对赫尔曼·黑塞进行了深入研究，连带研究了德国浪漫派，现在我有关黑塞的文章已写了近十篇，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目前正在应约撰写黑塞传，明年可望出版。由于有了西方哲学、外国文学的滋养，我的文章在分析的深入、逻辑的严密、文字的感染力等方面更进一步，也使自己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得到更多的乐趣。

　　编与创

　　我自1982年夏大学毕业到出版社当编辑，已经有36年的编辑工作经历，等于经历十二属相的三个轮回。三十多年来，从助理编辑到社长、总编辑，有无限丰富的回忆，这里只谈编与创。

　　编辑的本职工作是加工修改作者的稿子，就是通常说的为人作嫁衣。可要当一个好编辑很不容易，有所谓“好汉不当，赖汉子当不了”的说法。当好编辑起码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一定的文字功夫，一定的社交能力。图书出版，作者成名、拿稿酬，编辑是没份的，所以还要有奉献精神。我国老一代作家、学者如鲁迅、茅盾、巴金、郑振铎等都有过做编辑的经历。

　　要当好编辑，关键是处理好“编与创”的关系。首先是做好本职工作，对于负责的书稿要保证质量和时间，而要保证书稿的质量，必须要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基础。年轻编辑必须尽快做好功课，一方面向老编辑请教，一方面尽快补课。我编社科书时补社科的课，在文艺社补文艺的课，常年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以勤补拙。

　　在熟悉本职工作后，开始写书评，先写自己责编的、本社的，逐步扩大到外社、外省，从史学到文学、哲学；又从书评，进一步到人物传记、古籍整理，再到学术专著，从作者到各界著名学者、著名作家、外国友人，登高望远，度人自度，不断提升自己，得到学界大家的首肯，他们开始称我为学者，也有了成就感。

　　回顾自己的编辑之路，是与写作之路、治学之路一起走过来的，感谢中国经典，让我立定脚跟，不惧风雨，坚定前行；感谢外国经典，让我扩大视野，拿来域外经典，自度度人，分享给更多的读者，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让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学有所成的文化人。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2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