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剧一曲解乡愁

　　作者：黄传会

　　岁初。京城。奇寒。

　　对于一个温州游子来说，如此冬夜，去长安大戏院观看一场瓯剧，别有一番滋味。

　　长安大戏院乃京城第一大戏院，已整整80年历史，在这座舞台上登台亮相、流连往复的，不仅有京、昆大戏，也有评剧、豫剧、秦腔、越剧、汉剧、川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真可谓：红氍毹上，几多悲欢爱恨；皮黄腔里，无尽家国人生。

　　而长安大戏院也在等待，期盼——等待和期盼着瓯剧的第一次晋京。这个“长安之夜”，是“温州人之夜”。

　　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是宋代的南戏，而温州，正是南戏的发源地。起源于明代后叶的瓯剧，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想起来，还是孩童时代，我在家乡的小戏台看过瓯剧，才子佳人咿咿呀呀，好看，好玩。后来离家当兵，故乡远了，每次回去探亲，总是来去匆匆。久违了，瓯剧，竟然是半个世纪后，与你在京城相遇。

　　有人说，看戏是需要有准备的。当年，大陆京剧团到台湾演出，龙应台陪老父亲去看《四郎探母》，当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哭诉“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时，台下的国民党老兵个个泪雨滂沱，龙应台为老父亲准备的两包纸巾都不够用。看瓯剧同样成了我的一种期待，为了进入一种状态，原先想去一家做温州菜的酒家吃碗鱼圆汤，但实在怕堵车，便提前去长安大戏院的上海餐厅吃了碗阳春面。毕竟，阳春面比炸酱面离温州更近些。瓯剧，你能一解一个远离故乡、客居京城的游子，扯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吗？

　　《高机和吴三春》是一出传统剧，《橘子红了》则根据温州籍台湾作家君琦同名小说改编创作而成。两出都是爱情戏，前者哀婉而悲戚，后者在悲哀中寄托着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对未来的期待，荟萃了瓯剧主要的唱腔和传统技艺。

　　女主演蔡晓秋是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的当家花旦，我们是苍南同乡，我称她为“苍南闺女”。她生在一个小乡村，出于对戏曲懵懵懂懂的憧憬，考上艺校，从此走上正规而又严酷的舞台艺术训练。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苍南同乡、温州同乡共有的一种特质：对事业的执着。执着于艺术，是一种艰辛，甚至痛苦；执着于艺术，同时又是一种幸福。

　　高机：花配花，柳配柳，茅屋难对高门楼。

　　三春：莲对莲，藕对藕，描凤手正配织花人。

　　…………

　　高机：我若不娶三春妹，百岁愿做鳏独身。

　　三春：我若不嫁兄高机，九十九岁不嫁人。

　　…………

　　带着泥土气息的海誓山盟引来阵阵掌声，瓯剧的无歌不舞、无舞不歌、且歌且舞、歌舞相生，也令人耳目一新。有观众感叹，似乎看到了南戏的影子。

　　我将戏票赠予一位作家朋友和一位画家朋友。作家是正宗的北京人，说起话来京腔京韵，似京剧念白；画家为陕西人氏，平日画室里总是秦腔缭绕，不绝于耳。那晚看完瓯剧，西望长安街角新月一钩，作家即口占一诗：“一曲高腔入云间，丹青难写舞翩跹。瓯江自有传歌者，唱醉长安月上弦。”画家则感叹：“看瓯剧，眼前浮现一派江南景色，杨柳春风，蝶飞花艳，水墨淋漓，即便是生死离别，也极尽悱恻缠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滋养了一个剧种。瓯剧有别于京剧、秦腔，它诞生于温州，这片土地便赋予了它特有的风情。

　　客居京城，为解乡愁，我常会寻一家温州菜馆，点盘螃蟹炒年糕，或者水潺烧粉干，重温儿时的记忆。抑或约三两同乡知己，沏一壶五凤香茗，来一次方言“聚餐”，何其畅快！看瓯剧，又是另一番享受，剧中人物的服饰、语言都是自己所熟悉的，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全身心地沉浸在满是温州元素的故事中，感人生之无常，叹生命之玄奥。此时此刻，乡愁、乡情、乡思、乡恋都融合在一起了。

　　看瓯剧，我不由得想起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苍南布袋戏。艺人用双手操控木偶，塑造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布袋戏行头简单，木偶、道具、戏台、乐器全部加在一起，一副担子便可挑上。每到一地演出，艺人凭着方桌一张，将折叠的微型组合戏台打开，即可唱古道今。戏一开演，艺人以手操控木偶演戏，以脚敲架子上的锣鼓，嘴里或说或唱，手、脚、嘴并用，煞是热闹。小时候，逢年过节便有布袋戏班（其实就是一人）在街头搭起小戏台。天色一暗，借着一盏汽灯，开场锣鼓敲罢，文官武将，才子佳人，粉墨登场。大人看得如痴如醉，孩童看得心花怒放。近几年，每次回家探亲，我都要设法看上一场布袋戏。我叮嘱家乡的亲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仅要请他们吃海鲜，更应邀他们看布袋戏。

　　在戏曲的声色光影中，旧日的情、旧日的景扑面而来，故乡的轮廓渐渐清晰，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在心中涌动。我想，这正是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瓯剧一曲，解我乡愁。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1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