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宏村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一百四十余幢古建筑。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乡土文化是乡愁的重要载体。农村要留得住乡愁，必须振兴乡土文化。同时，只有重视乡土文化、挖掘和利用好乡土文化，不断推动乡土文化繁荣发展，才能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不绝源泉、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
保护文化地标 传承乡村文脉
这几年，每逢春节，微信朋友圈便会流行起一种被称为“还乡体”的文字。读得多了，就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流露出相似的乡愁。早在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指出，新农村建设要“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回望，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愁情，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依归……当下，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实施。乡村振兴必将给中国乡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不变者，就是流淌在我们血管里的汩汩文脉。守住这股文脉，就是守住乡愁。
这股文脉在哪里？这股文脉在乡间闾巷的乡土文化地标上。乡土文化地标记录着一个姓氏的繁衍脉络，牵连着一个家族的成败兴衰，铭刻着一个村庄的迁徙历史，承载着一个社群的共同记忆。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存在的承载家族记忆与典型精神的树石山水。比如，明朝山西南迁江淮的移民世代流传歌谣说：“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老家名字叫什么，山西洪洞老鹳窝”，谣词中的“大槐树”“老鹳窝”就是典型的乡土文化地标符号。近些年来，山西省洪洞县举办“槐乡寻根祭祖节”，当地政府“抱切切之虔诚，怀殷殷之情意”宣读《祭古槐先祖文》，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一类则是作为人文遗产类的乡土文化地标，包括显于乡村或隐于山林的宫观寺庙、亭台楼阁、浮雕石刻、家族宗祠、名人墓穴等。这些乡土文化地标，是散文名家余秋雨书里“童年时候家乡的牌坊”，是高原歌手降央卓玛歌声里“苦苦等待的雪山之巅”，是画家李柏林笔下的《古堰清明放水图》……这些牌坊、神殿、古堰，凝聚着心血、抟合着智慧、寄寓着精神。作为我们记忆深处标识化、表征化的家乡形象，它们和那些以勒石、铸铜、树牌等形式记录的先祖题刻、名人碑文、古韵匾联等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抚摸乡野之厚重、祖辈之荣光、少时之回忆的一个个锈迹斑斑的符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承载着乡愁记忆的乡土文化地标，正面临着被损毁、破坏甚至消失的危机。缺乏保护主体和保护动力是乡土文化地标面临消亡危机的重要原因。除了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地标能够得到相对有效的保护外，大多数位于农村的文化地标，不管是私人所有，还是乡村集体所有，都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所有者应该承担保护的义务。再加上基层财力有限，对很多文化地标的保护也就成为“非紧急的事项”。比如，在一些城中村改造中，没有对古建筑进行评估，也没有采取保护措施，致使一些优秀的古建筑被拆毁。还有些乡土文化地标，如宗祠，由于缺乏保护主体，遭到了较大破坏。
乡村文化地标，种类多，分布广，数量大，要对其进行有效保护，首先要“摸清家底”。我们可从基层做起，各村先摸清自己的家底，然后再到乡镇、县区。乡村文化遗产具有跨越历史时间长、文献资料记载有限等特点，应吸收专业人员（比如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深入乡村进行全面认真排查，做好归纳梳理、登记造册、建立台账等工作，从而真正做到掌握家底。
同时，建议政府增加相应的经费投入。各级政府为乡村振兴投入了大量经费，应从这些经费中划拨出乡村文化建设专项经费，用来修缮保护乡村的文化地标。同时，也应建立村民、企业等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拓宽资金筹措渠道，提高乡村文化地标保护的资金基数。此外，还要加大对乡村文化地标保护的宣传力度，要把乡村文化地标的保护宣传同当地文化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结合起来，增强群众的乡土文化保护意识。
在遵循保护为先的同时，可适当对一些文化地标进行利用，将景观功能与文化游览、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比如，在浙江不少农村，传统的旧祠堂、旧戏台，经过翻修被改造成农村文化礼堂。这些文化礼堂，不仅有村史乡约的介绍，而且经常举办文娱、宣讲、礼仪、议事、美德评比等活动，已经成为当地新的文化地标和村民的精神家园。
（作者：苟德培，系四川大学美丽乡村研究中心研究员）
浙江金华永康后吴村祠堂。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地方戏要当好乡土文化表达者
地方戏是流行于一定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的通称。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地方戏与生俱来的特征。不同地区的地方戏，反映的是不同地区的乡土味，体现的是当地的乡土文化与生活风貌。乡村要振兴，文化应先行。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戏，理应当好乡土文化的表达者，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地方戏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从诞生之初便与土地和农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着其他艺术门类无可比拟的亲民性与生动性。乡村群众之所以喜欢地方戏，是因为地方戏中蕴含着通俗易懂的乡土美。比如，盛行于鲁南苏北地区的柳琴戏（又称拉魂腔），就是当地百姓重要的精神食粮。“村村琵琶响，户户拉魂腔”“绿豆米饭羊肉汤，旱烟锅子拉魂腔”“为听拉魂腔，多跑十里也不枉”等戏谚，就形象地表达了当地老百姓对柳琴戏的热爱。
如今，“在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中，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最能体现乡村文化及农民价值观的地方戏，自然也随着乡村文化的式微而渐受冷落。重新扛起地方戏乡土文化表达者的大旗，不仅有助于乡村文化振兴，也关乎地方戏自身的发展。
乡土味是地方戏最大的特点。地方戏要实现振兴，须从回归乡土做起。可长期以来，由于对具有浓郁地域风格的地方戏缺乏必要的梳理、提炼与再创造，地方戏曲在传承上缺乏理论指导。同时，地方戏曲团体普遍缺少作曲等专业人才，很多市县级戏曲院团排新戏时，几乎都是从省会城市、北京、上海等地请主创人员，于是出现了地方戏的演员听不懂地方方言的奇怪现象，这导致地方戏的乡土味不断缩水。很多地方戏听上去都差不多，甚至越来越京剧化，这怎能吸引地方观众的兴趣？
地方戏重拾乡土味，应该从基础性的人才培养工作做起。在人才培养方面，不能完全依靠中国戏曲学院等少数高校，地方戏曲院团应与地方高等院校合作，探索地方戏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比如，山西运城蒲剧青年实验演出团、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运城学院，就开展了深度合作，开创了院团与院校合作培养地方戏人才的新模式。对于编剧、唱腔设计等地方戏急缺人才的培养，也可以在戏曲院校搞定向培养或者戏曲院校与地方院团搞联合培养。
地方戏要有乡土味，其主创人员首先要了解、热爱地方戏所在地域的乡土文化。如今，人才流动成为常态，不能指望像以前一样，地方戏的演员、编剧、唱腔设计等都出自本地，所以在排演一部作品时，首先要对主创进行乡土文化教育。比如，上海沪剧院的年轻演员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不会说上海话，所以年轻演员入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上海话。除了学习地方戏所在地域的方言，地方戏主创还要全面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习俗、文化等，只有这样，才能让作品透着浓浓的乡情乡味。
强调乡土味，并不代表墨守成规，而是说地方戏要始终扎根于乡土生活。前面提到的柳琴戏，其经典剧目如《喝面叶》《李二嫂改嫁》《墙头记》，要么讽刺懒惰，提倡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要么讲述新社会农村女性勇于冲破封建桎梏，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要么弘扬传统孝道，呼吁人们孝老敬亲，总之讲的都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人和事。再加上剧中人物的语言、行为方式等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所以观众看了会产生强烈共鸣。今天的中国乡村，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时代。农村的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的生活今非昔比，同时跟城市相比，农村各方面的差距仍比较大。身处变革时代的中国乡村，为地方戏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空间。只有表现好当代中国乡村的面貌，讲述好当代中国乡村的故事，地方戏才能扮演好当代乡土文化表达者的角色，也才能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自身的二次腾飞。
（作者：王秀庭，系临沂大学教授，该文系山东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立项号：17BCYJ03）
江西金溪县竹桥古村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图为村里举办的时尚旗袍秀。汤文朕摄/光明图片
让乡贤文化成为乡村美丽风景
“士大夫居乡者为绅”。北宋时期，蓝田的吕大忠、吕大钧兄弟等地方乡贤自发制定实施的《吕氏乡约》，为乡贤主导乡村治理开创了制度建设的先例。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教化乡里、涵育乡风的“压舱石”。可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乡村传统社交关系正在瓦解，乡贤文化也随之暗淡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对推动乡村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发挥乡贤文化的正向作用，以新乡贤文化引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先贤史料典籍是珍贵的乡村文化资源，对研究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浙江上虞，从上古时的大舜到古时的王充、谢安、魏伯阳，再到近现代的马一浮、经亨颐、夏丏尊、胡愈之，无数名贤硕彦和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当地乡贤文化的历史图谱。但是，对当地先贤文化的挖掘整理，尚未成为大家的集体潜意识和行为自觉。重塑新乡贤文化，需要重新挖掘认识乡贤的文化内涵，加快以乡贤文物为重点的物质传承载体的保护工作，要把乡贤故居、遗址等乡村文物保护纳入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工作范畴，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让被损毁的文物及时得到抢救及修缮。
除了要继承先贤精神，更要发挥当代新乡贤的作用，培育新乡贤文化。德高望重的退休还乡官员、耕读故土的贤人志士、农村的优秀基层干部、家乡的道德模范和热爱家乡、反哺桑梓的企业家等都可以作为“新乡贤”范畴。培育新乡贤文化，就应积极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现代化治理。比如，可以搭建乡贤议事平台，建立乡贤联络机制，畅通乡贤与乡村信息的互联互通，激发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的内驱动力。在这方面，我国不少地方已经刮起“乡贤文化”的新风。
比如，在孟子的故乡山东邹城的唐村镇，为破解乡村治理中的一系列难题，当地党委政府引导干部群众开展“读孟子，做乡贤”活动，确立了“以德化人，重在教育；求实务实，重在建设；继往开来，重在创造”的现代新乡贤文化。有一次麦收期间，唐村镇西颜庄村一户村民，因误收了邻家一垄麦子，被强行拔了收割机的钥匙，顿时两家剑拔弩张。“俗语说焦麦炸豆，不能耽误了抢收，多少损失我先赔上。”乡贤齐如松及时赶到，接着让家人送过来200斤麦子。把麦子一放，齐如松讲起了“六尺巷”的故事，两家领会其意，麦子也不要了，邻里关系和好如初。调解矛盾、维护稳定仅是新乡贤众多工作中的一项。唐村镇还先后举办了新乡贤“传承好家风”朗读会、“中国新乡贤唐村论坛”等大型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动新乡贤群众整理本族、本户优秀家风家训，以言传身教推动优良家风的赓续传扬。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深入挖掘提炼、传承弘扬优秀乡贤文化，可以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健康的乡村文化生态。为扩大乡贤文化的影响，应让新乡贤精神及其生动案例尽早进教材进课堂进学校，并积极运用新媒介等技术手段，扩大新乡贤文化的传播途径，让新乡贤文化内化为乡村居民的情感认同，成为中国广大乡村的一道美丽风景。
（作者：周雷，系华中农业大学助教）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27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