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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诗

2018-03-30 04: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朱美禄(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年轻女子的诗歌被称为“女郎诗”,理固宜然;假如一个男人的诗歌被称为“女郎诗”,则难逃皮里阳秋微词的嫌疑。

  男性作家的诗歌被称为“女郎诗”,多是就诗歌风格而言的。中国古代对于文学风格早有体认,如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刘勰认为“气有刚柔”,乃“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明代张綖认为宋代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清代姚鼐认为文章风格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区别。所谓“女郎诗”,大致类似于婉约和阴柔风格的诗歌。

  一般说来,先有文学作品,然后才有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归纳。宋代文人秦观性格柔弱,诗词风格婉约感伤,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但是这一审美风格不被金人元好问看好,他曾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元好问以秦观《春日》一诗中的两句与韩愈诗歌进行对比,把秦观的诗歌概括为“女郎诗”。需要指出的是,元好问的价值取向渊源有自,他在《拟栩先生王中立传》一文中说:“余尝从先生学,问学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观《春雨(日)》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较之,则《春雨(日)》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 何至做妇人?”王中立称秦观诗作“妇人语”,他的学生元好问则称之为“女郎诗”。

  无论在元好问之前还是之后,一个男人的诗歌一旦和“女郎诗”沾边,都具有明显的贬抑色彩。如梁代钟嵘认为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南宋敖陶孙也认为“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论张籍、王建的诗歌时也说:“款情熟语,其儿女子之所为乎?”综观这些言论,不难体会到评论者的不满之情。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不乏规避“女郎诗”的努力。赵与时在《退宾录》中说:“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晏几道(字叔原)努力为父亲晏殊辨白,就是怕其父被人误读为“作妇人语”。相反,当作家的诗词被认为脱离了女郎脂粉气时,作家总会乐于接受。南宋俞文豹《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可见豁达如苏轼者,也乐意他人对自己豪放风格的认同和称赞。

  对元好问“女郎诗”之说最早进行反驳的,当数明人瞿佑。他说:“遗山固为此论,然诗亦相题而作,又不可拘于一律。如老杜云:‘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可谓女郎诗耶?”他以杜甫也有风格清丽的作品来证明秦观“女郎诗”存在的合理性。承瞿佑流风余韵,清代反对元好问“女郎诗”之说者大有人在。袁枚认为元好问讥评秦少游大谬不然,“芍药、蔷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并论。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薛雪说:“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亦堪师。”王敬之说:“异代雌黄借退之,偏拈芍药女郎诗。诗心花样殊今古,前有香奁知不知?”于源《镫窗琐话》引朱梦之的诗说:“淮海风流句亦仙,遗山创论我嫌偏。铜琶铁绰关西汉,不及红牙唱酒边。”

  秦观的诗词,确实具有婉约、柔媚的风致,但这不是否定其诗词的理由。艺术园地应该百花齐放,而不能独一枝独秀;文学风格本应该多样化,而不能独沽一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艺的繁荣。其实,只要作品写得好,纵使为“女郎诗”,也无伤大雅。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30日 16版)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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