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宗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基地教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去年，98岁高龄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东亚思想史专家狄百瑞过世，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不小反响。狄百瑞对儒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他突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文化中心主义观念，重新评价东亚的精神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同许多西方学者不同，狄百瑞认为，儒学传统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体系和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统一体，特别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家学说，具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及活力。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中，狄百瑞把历史上的东亚文明划分为形成阶段、佛教时期、新儒学、近代四个阶段，并预测了当代儒学的发展趋势。他将收入这部著作中的几篇文章视作“对东亚文明毕生研究与思考的结晶”。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约1300年，被狄百瑞定义为东亚文明的形成阶段。此阶段的对话，主要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间进行。这一阶段的儒学，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这在思想、制度、文献等层面均有所体现。这一阶段，东亚文明的核心价值显然是儒家的伦理观及礼仪秩序，对后世的文化遗惠则是一套丰富的文献：“包括儒家的教义及其伦理教诫、政治知识、历史、诗歌和礼仪条文。”
佛教东传后，东亚文明进入了佛教时期，这是公元3世纪至10世纪的700年。此阶段的对话，在佛家、儒家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本土传统之间进行。在东亚，大乘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各种本土的传统则“存活在基层之中”。狄百瑞强调，佛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成为一种载体，把中国古典文明传播到其他东亚国家。这源自佛教的特点：“总是两手空空，它始终可以自由地适应于当地的口味”。佛教进入东亚，就脱下“印度外衣”，融入东亚文明，而且还带给朝鲜和日本大量中国古典的遗惠——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中国的各种思想和制度。
以宋代理学的诞生为起点，此后的800年间都属于新儒学时期。此阶段的对话，主要来自新儒家与佛家之间，新儒学无疑占有领导地位，而佛教则是“奋力以求生存”。狄百瑞指出，佛教时期，中国传统与佛教的对话，催生了新儒学。新儒学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主要通过教育途径影响东亚各文明，并成为近代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最富有生命力的联系”。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侵入，东亚各文明的种种反应，也可以从新儒学中寻求答案。在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文明发展之后，近代东亚的对话主要来自新儒家与西方文明之间——“这一时期，扩张中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东亚的沿岸，冲刷着这些古老的岩石”。
继广泛探讨东亚文明的历史及特征之后，狄百瑞进一步阐述了儒学发展的当代趋势，剖析了儒学在现阶段东亚的作用和可能的前途。他特别看重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强调家庭、学校和国家构成传统时代儒学三大“制度上的据点”，而家庭则是最为持久的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今天整个东亚学校教育的主体是传授西学，但通过家庭这个根据地，新儒家传统能够长久生存下去。
据此，狄百瑞认为，现代东亚最为人们所强调的价值，诸如自我约束、团体忠诚、节俭、自我否定与服从权威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价值，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跨阶级的，不只是在一个经济领域里面运作着”，而且已经被证明是适应于各种十分不同的社会与政治体系。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1日 05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