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3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两位为出版作出巨大贡献的出版家。
一位是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他的那段名言，一直激励着中国出版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的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陆费逵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编。在对股东会的报告中，陆费逵说，创办《大中华》“期于杂志世界放一异彩，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之利益实无穷也”。
何等的气魄和胸怀！陆费逵先生这一出版理念，不会因为百年时光而过时。相反，它永远是出版人努力的指针。
另一位是德国的图书出版商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Siegfried Unseld）。二战后，翁泽尔德的老师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塞（Hermann Hesse）找到他，说德国战败了，经济和军事一时难以与美国抗衡，德国的天空一片阴霾，德国人的心死了，你最好去做文化工作，做杂志或者做出版，重新唤起德国人的精神，保持德国的大国地位。
听从恩师的意见，翁泽尔德1952年到了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rmp Press），随后规划出版了著名的“彩虹系列”丛书，像在天空中画出一道彩虹，划破了沉寂与彷徨，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文化精品，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完整的人类文明知识谱系。在苏尔坎普出版社整整工作了50年后，翁泽尔德于2002年去世，这个消息惊动了德国政界、商界和文化界。
图书出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不停歇的发展脚步，陆费逵和翁泽尔德的故事让我们深有感触。
1978年，我国全国出版的图书只有1.5万种，而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已是50万种。在出版物数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们对图书出版的品质有了更多期待。人人都能写书固然好，但未必人人都能写出好书。出书能赚钱固然好，但未必能赚钱的书都是好书。出版，应该保持崇高，应该有更多的书卷气、文化味，不能为了市场疲于奔命，不能为了利益而放弃尊严。如今，重新审视塑造出版价值观，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典籍存，则文化存；典籍亡，则文化亡。一部优秀的出版物，应该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任凭时光流逝，其光芒也永不褪色，或许这才是出版的核心价值。
（作者：计亚男）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3日 08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