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仁见智】
作者：苏扬（中信出版社编辑）
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近日被以实验探索闻名的导演牟森搬上了话剧舞台。这是刘震云的作品首次搬上舞台，也是牟森暌别话剧20年后的回归之作，自然引人关注。整台演出虽然没有感觉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探索与创新，但三个半小时看下来，还是很震撼的，那就是小人物的命运以及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还有隐藏在人物身上的那种执着与追寻，很打动人并引人思索。
与小说相同，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也分上下两部，“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上部讲述杨百顺（吴摩西）新中国成立前的遭遇，下部讲述曹青娥之子牛爱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故事。虽说这两人没有见过面，甚至谈不上有直接的关系，牛爱国只不过是杨百顺养女曹青娥之子，而曹青娥5岁时即被人拐卖。但两人都是在寻人，都是通过执拗的寻找，来完成自我救赎。“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其实是一个恒久的命题，这些小人物为了一句说得着的话，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寻遍中原大地，寻过七十载时光。这种执着令人感喟，并在共鸣中生出一丝悲壮之感。
全剧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传道的、开车的……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渴望，勾勒出中国百姓生存的图景。最初打动人的，是剧中几个人的“杀人”冲动，颇有反抗意识。但在付诸实施时，却均因别人的无心之举而消解，但其内心却已将人“杀”了。这虽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但生活中的这种妥协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而“没话说”，却牵扯到更高的精神层面。旧时，人们为生活所迫，吃饱穿暖即为最高理想，即使夫妻没有共同语言，也会磕磕绊绊白头到老。但《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却不认命，他们的执着与追寻，也因为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感悟，从而具有了“抵达”和“获救”的意味。
这出戏的舞台设置让人想到话剧《白鹿原》，同样是方言话剧，同样都有歌队。时空转换灵活，剧情紧凑。歌队起到交代剧情的作用，歌队演员同时又要分饰多个角色，跳进跳出，并不突兀。《白鹿原》中，歌队唱陕西老腔可谓与剧情浑然一体，但《一句顶一万句》中歌队却是用教堂赞美诗的方式演唱，这种土洋的鲜明对比，相信比唱河南豫剧更有冲击力。
但是否用河南方言来演绎，笔者认为可商榷。上半部故事的发生地在河南，用河南方言尚可，但下半部的故事发生在山西沁源，却仍操河南方言，是否妥当？有人认为陕西话版《白鹿原》、四川话版《茶馆》、上海话版《繁花》等都取得了成功，用方言演绎的话剧不仅没有让作品有了地域局限，反而让人物更加可信，更接地气儿，而方言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和语言张力，也让作品别具魅力。但笔者认为河南方言虽不是特别难懂，但演出时仍需看字幕，无疑分散了注意力，而且从演出现场看，演员台词功力并不突出，很多台词听不清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剧中灯光过于昏暗，有时也影响观赏。
据说首演时刘震云曾含泪感谢牟森导演，感谢他用古希腊戏剧和现代派的手法，诠释出了这些在生活中被忽略的底层中国人的心事和肺腑之言。在笔者看来，给观众一个有深意的好剧作，也是牟森最好的回归。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05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