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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去新成

2018-05-09 03: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梳理诸子的创新思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关键词常被提及,这个词就是:蔽。老子说:“蔽而新成。”(《道德经》第十五章)孔子提出“六蔽”说。《荀子》专门设有《解蔽》篇。“蔽”是什么呢?“蔽”者,“蔽小草也”(《说文解字》)。小草被高大的物件遮挡住了,见不到外面的阳光和世界,引申为由于没有站在应有的高度,视野被挡住了,思想被遮蔽了。诸子重视从思想上不断去蔽,主张不断突破思想的牢笼,彰显出不断求新思变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这种创新思维和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把诸子“去蔽”的方式方法大致归为学习型、突破型、革命型三类,相应地,中国文化的创新观念也大致可以归为这三类。

蔽去新成

唐刘长卿《自夏口至鹦洲夕望岳阳寄源中丞》诗意图,清康岱绘。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学习型创新

  孔子认为,人有所谓“六蔽”(《论语·阳货》),这是指六个方面的“蔽”病,这些“蔽”病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好学”。孔子主张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即所谓“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我们把孔子的创新观念概括为“学习型创新”,这种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可以举几个代表性事例来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持的就是学习型创新观念。一方面刘勰很注重创新,如《文心雕龙·序志》所说,刘勰的人生志向是弘扬儒家思想,而弘扬儒家思想最好的途径就是“注经”,但前代大儒马融、郑玄辈在这方面已做了很精深的工作:“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刘勰转而论文,从而成就了中国文化里程碑式的巨著《文心雕龙》。刘勰当初的选择就是研究角度、思维角度的创新。另一方面,刘勰强调学习的重要,所谓“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文心雕龙·体性》),尤其注重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和传承,认为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可以指导后世作者走向文学正道,所谓“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心雕龙·宗经》)。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刘勰的创新观念是学习型创新观念。清人顾炎武、叶燮等人也很重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顾炎武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顾炎武《日知录》卷二)所谓“似”,也就是要学习前人,有继承的一面;所谓“我”,也就是要有创新,妙在“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之间,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叶燮《原诗》也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叶燮认为,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万事万物的气运变化的规律是“递变迁以相禅”,“变迁”是创新发展,“相禅”是继承延续,“变迁以相禅”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理,也是势,无事无物不是这样。

  突破型创新

  在“去蔽”论上,荀子与孔子就有明显不同。孔子认为,学习是为了防止“蔽”,荀子认为,学习是为了超越“蔽”。《荀子》有《解蔽》篇,认为人由于受视野的限制,只知道从某一方面看问题,从而只知道某一方面小理而不通大理:“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认为,要使思想不偏执于一方一隅,就要跳出去,从更大更高更广的视野去看问题,从思维创新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突破型的创新。这一创新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也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明清以后,诗文流派繁多,门庭壁垒森严,“去门庭说”应运而生,即主张跳出条条框框、种种门限成规去看问题,这也是文化创新思想的重要表现。这方面思想阐述最为深刻的,要数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了。王夫之对树门庭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姜斋诗话》卷二)王夫之认为,自从建安以来,诗坛各种门庭的不断树立,阻碍了诗歌的发展,同时,又不断有有识之士在摆脱门庭的束缚和影响,从而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人就是如此。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庾信以其雄健之笔纵横诗坛。唐初时期,齐梁遗习尚存,陈子昂、张九龄高扬大雅之音,从而开启盛唐之音。李白、杜甫继之,双峰对峙,友情甚笃,但都有各自的个性:“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墨守。”李诗、杜诗都堪称神品、绝调。到了宋代,诗人们又开始分疆划界,新的疆界破除了,又代之以另一个疆界,矫枉过正,以致一代无诗:“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姜斋诗话》卷二)王夫之所说,未免偏激,但足见其对树门庭习气的深恶痛疾。如果说学习型创新,是在前人原有的基础上创新,其视野和方法有积累性和延续性;那么,突破性则是跳出前人固有思维模式,其思维和方法有拓展性和超越性。相比之下,突破性创新更具有创新性,只有深邃眼光和创造精神的有识之士才有可能具备这一思维和方法。在讲究传承和延续的古代中国,这一思维和方法是比较少见的。

  革命型创新

  如果说学习型创新,是为了防止“蔽”,突破型创新是为了超越“蔽”,那么革命型创新则是消除“蔽”,即彻底否定前人、彻底推倒现有一切的思维和方法。这一思维方法以道家思想最为典型。老子《道德经》两次提到“蔽”:一是“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第十五章);二是“敝而新”(第二十二章)。陈鼓应说:“‘蔽’者,‘敝’之借字……‘敝’与‘新’对。”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新旧之间不是一种传承、突破的关系,而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道家的“去蔽”就是彻底地铲除“蔽”,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彻底否定前人,这是一种推倒重来式创新。古代文化中,从严羽的“刽子手”论到晚清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论,都是这样一种创新观念。严羽《沧浪诗话》推崇盛唐诗歌,认为盛唐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彻底否定“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认为他们是“野狐外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所以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自己要做苏黄诗派的“刽子手”:“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清切。”革命式的创新到近代表现尤其强烈,深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式的创新。梁启超先后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梁启超虽名曰革命,但其实还只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主张。早期的鲁迅及南社成员,他们也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开篇引尼采的话说:“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主张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即所谓“摩罗诗派”。这一诗派“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俨然有革命战士的革命精神。

  诸子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阻碍思想创新的各式各样的“蔽”,但“去蔽”的方法和态度却各有千秋,影响所至,古代文化去“蔽”除新的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相对而言,突破型和革命型创新更具有创新的挑战性,但现实操作性并不强,而孔子学习型创新的模式态度更温和,影响也更持久更深远,现实操作性也更强。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传承延续性更强,而突破性超越性的因素并不多,这是毋庸讳言的。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09日 15版)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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