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甫一进入《山本》的世界，即迅速被其富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洪流所吸引。贾平凹写人状物的才情得到了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写陆菊人眼中的自然物色：某一日天色向晚，陆菊人“坐在坡上的栲树下，望见九天玄女庙后边的山头都向西倾斜，上边布满了无数条路，好像是绳索捆绑了山头往前走，那云就烧红了，后来又褪去，天暗下来，星星便出来了。”他写涡镇所以得名的涡潭的奇特景象：“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水波不兴，一半的黑河水浊着，一半的白河水清着”，但一有外部的触动，那涡潭就动起来，“先还是像太极图中的双鱼状，接着如磨盘在推动”，且“旋转得越来越急，呼呼地响，能把什么都吸进去翻腾搅拌似的”。
《山本》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发行
但翻腾搅拌之后，一切终将归于平静，归于水波不兴的安宁状态，然而一俟有新的触动，复又翻腾搅拌声势浩大。这种阴阳交替、四时转换、循环不已的状态，恰好对应着涡镇以至秦岭历史人事的反复：“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碎片的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魑魅魍魉”。如是种种，“一尽着中国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
当岁月悠然逝去之后，“一切成为历史”，而且“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秦岭的历史人事，实为“巨大的灾难”，却也是“一场荒唐”。若干人事所构成的历史终将烟消云散，秦岭却“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一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与人事的热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地万物、千秋万岁的大静。而在人事反复与自然运化之际，日子也悄然行进，转瞬即十有三年，那开篇处的“吉穴”却未如传说的那般灵验——井氏兄弟均未“成事”就相继殒命。天地万物运行之道的另一种表征，就是日有起落，月有圆缺，物有成毁，人事亦有生死、穷达，势所必然、理有固然。“人事”与“自然”，在此并没有主客、物我的截然之分，而是处于一种原初的混同之境，表征着人与物齐同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与作品开端处陆菊人眼中细致的自然物色相对应的，是类似《百年孤独》开篇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维度的宏大历史视域：“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此种由自然物色及普通人事构成的扎实紧密的细部描述，与宏大历史总体视域之间的对照，构成了《山本》中的“小”“大”之辩。而秦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人事，与更为宏阔的中国大历史之间的对照，则构成了《山本》的“近”“远”之辩。细小事件及日常生活的详细铺陈，与宏大历史的参差纠葛，以及特定时段发生在秦岭的若干历史人事，与千年中国历史的相互参照，共同构成了《山本》多维的世界面向和复杂的精神层次。
作为《山本》的“前史”，《老生》以正文的四个故事，分别指称20世纪中国四个重要时间节点的历史主题，并以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人事规则的同义反复，彰显出历史的非进步特征，从而呈现出不同于线性历史的循环历史。这是《老生》的“实境”，而其“虚境”乃是《山海经》中的若干段落。以中华民族始源性文献《山海经》为参照视域，并以华夏民族的本真形象为参照，20世纪中国历史与人事的问题便不难察知。《老生》的视域与境界，在《山本》中得到更为圆融的呈现。发生在涡镇以及秦岭中的历史人事与自然物色构成了其“实境”，而宽展师父、陈先生的人生信念，以及作为基本背景的自然运化和所蕴含的义理，共同构成了《山本》的“虚境”。前者为历史、为人事，后者则为自然、为天道。就像《红楼梦》，一半写人和，一半写天道，二者合而为一，便是《山本》的根本性意义。
延此思路，则可知《山本》中由诸种意象精心营构的圆融自足世界的重心，并非以陆菊人、井宗秀等各色人等为代表的涡镇世界，亦非涡镇世界与井宗丞、阮天保等共同构成的秦岭世界，而是更为广大、虚拟的意义空间——秦岭。“秦岭”包含着象征的意义，一如贾平凹在题记中开宗明义所论，“秦岭”乃是一条龙脉，它“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乃是“中国最伟大的山”。而发生在这一山中的自然及人事，也就具有了指称“中国”的寓意。其思路是“涡镇——秦岭——中国”，或者说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一个世纪的历史——包含千年兴废的中国大历史”。而此中各色人等也表征着中国文化的不同面向，井宗秀、井宗丞、陆菊人等精进的人生态度约略近于儒家式人格，宽展师父和130庙则代表着佛禅的意趣，陈先生的思想虽更具包容性，但其核心仍属道家。如此由小历史到大历史的演绎，以及由不同思想所塑造的文化人格形象及其历史变化，表征中国文化在时代进程中的不同表现。这无疑有着“全息”的意义，其中既包含着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的观察，也包含着更为宏大的历史运行法则。即以若干意象编织出关于中国历史和未来走势的“文化学密码”，不拘时空，无论古今，均可推演其运行之道。
《山本》写历史，写宏大历史中的各类群体、不同阶层，以及个人命运兴衰际遇、起废沉浮、悲欢离合，却不能将之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若费力考证其中涉及的历史史实，并以“史实”为依据质疑《山本》历史叙述的合理性，则不免胶柱鼓瑟、缘木求鱼，失之偏狭。
无论历史人事，还是自然物色，在根本性意义上，处于同一的状态。“人事”未必高明于“自然”，也未必能彻底超脱自然运化之道。而在古典思想“天”“地”“人”意义上观照人世，则关于历史人事复杂纠缠的问题，就有了另一种更具超越性解释的可能。这在《红楼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正是此种天地人三维空间的确立”，《红楼梦》得以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而蕴含着难以穷尽的丰富历史和现实寓意。《山本》的境界庶几近之。
贾平凹以“秦岭”为极具包容性和象征意义的虚拟空间，其中包含着历史、文化和自然所营构的多重世界。这个世界在时间上虽然实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空间上实指“秦岭”。但其根本性的意义所指，却并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之“秦岭”和时间意义上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贾平凹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秦岭故事为基本材料，试图营构的是像《红楼梦》一样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其间既包括历史转折、人事起伏、自然流变，也包括文化、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不同表现。陆菊人、井宗秀、井宗丞等等代表着此种文化普通意义上的实践层面，陈先生、宽展师父及其所寄居的130庙，涡镇的城隍庙等则代表着文化的理论或精神层面，二者之间自然有若干交汇，但同样在混乱的世事中“完成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其所表征的历史和文化状态，自然也不局限于“秦岭”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有着指称更为宏阔的历史、仍在流变中的现实和可能的未来愿景的深层寓意。
一言以蔽之，《山本》的要义，在于对更为宽广的历史人事的宏阔省察，一种在天人之际的意义上对历史人事、自然运化的洞见。其所敞开的世界与蕴含的意义，有待在古今贯通的思想及审美视域中进行更为恰切的理论说明。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9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