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文艺批评，握好一把“中国尺”
——关于文艺批评的风格问题
作者：韩伟（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
在文艺领域谈及风格，一般来说将之视为文艺作品的标志，是文艺作品所体现的独特的个性特征。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文艺表达，也理应有这种个性特征，即所谓的文艺批评风格。文艺批评风格指的是文艺批评家在具体的文艺作品阐释和解读过程中，形成对作品主题、人物形象、语言表达、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特殊审美品格，并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也是文艺批评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融通与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上鲜明的个性特征。
然而在当下的文艺批评中，鲜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批评家。这既有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环境的问题，也有批评家自身的问题，还有对批评风格的漠视问题。新时期之初，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引入中国，批评家还没有真正消化这些理论范畴，就将其运用到批评实践之中，强制阐释在所难免。批评家自己只注重文章的发表与否，是否有理论支撑，是否具有所谓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都排在其次。批评家主体意识严重缺位，所谓批评风格从何谈起？中国古代文艺批评非常重视批评风格，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文论史几乎就是批评史，一部中国古代批评史又几乎是对文学风格的批评史”。
同一个时代，基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语境，自然也会形成不一样的批评风格。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批评执有的尺度“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不同的国家，文艺批评的尺度不一样，文艺批评风格也有所区别。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文艺批评如何握好这一把“中国尺”？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有利于形成富有特色的批评风格，对当代文艺创作和当代文艺批评的良性发展大有裨益。
“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文艺批评风格的时代印迹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批评。社会语境和时代背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批评家的思想，甚至影响到对文艺作品的判断和把握。这实际上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风格会“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时代、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文艺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文艺批评一些普遍性、群体性、共性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往往生成一个时代的批评风格。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不仅要学会在古今中外的文艺世界中汲取营养，还要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反映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
关于文艺批评的时代语境问题，中国古人早就说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实际上说的就是音乐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蕴含着文艺批评和时代的密切关系。批评家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批评发出的是时代的声音。批评家应该以一种思想的自觉直面时代的文艺问题，发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看法、对时代的审美认知。鲁迅所说的风格“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实际上指的就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对批评家风格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把握好当今时代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换和思想研究自身演进趋势这三个语境，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先进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契合问题，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式的创新问题等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学术思考与理论探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学术研究、理论创造与时代风潮同频共振，有利于开拓富有时代特色和鲜明时代风格的文艺批评新局面。
“风格即人”：批评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
好的批评文章，让人读起来如饮甘泉，既有文字本身的阅读享受，又有对作品意义新的发现与新的收获。文艺批评讲究学理性，要注重作品本身，要以理服人。文艺批评家通过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和阐释，传达出自己对作品的个性化理解，传达出自己对作品蕴含的社会人生主题的价值评判，同时也传达出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文艺批评的这一本质诉求，让批评本身更多地关注批评对象、任务、方法和范畴，而忽略了批评对象的文体特征和美学价值。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风格时说：“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文艺批评是语言的艺术，这就要求批评家的批评语言要生动，要有表现力，要富有生命质感，要有诗化意味。布封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提出了“风格即人”的论断。歌德受布封的影响，指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并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事实上，一个批评家的风格也是批评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马克思更是一语中的，认为风格是构成作家“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中国古代文论对风格的表达也很充分。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士有行己高简，风格峻峭，啸傲偃蹇，凌侪慢俗，不肃检括，不护小失，适情率意，旁若无人。”人物外在的风度与言行，是内在道德、情操、品行的美学呈现。刘勰亦有风格“八体”之说，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将风格进一步类型化，归纳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类。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有“质气、清切、情理”等十体，王昌龄《诗格》提出“诗有九格”之说，以及皎然《诗式》“十九字”风格理论体系。
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这种诗化的风格较为鲜见，而更多的是以西方的文艺理论、概念、范畴、术语，来论述、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与当下文艺思潮。这是所谓学院派批评的共同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当代文艺批评大同小异，缺乏风格鲜明的批评家。
有必要提倡将文艺批评和研究对象有机融合，真正做到“风格即人”，从而催生出个性鲜明、风格卓异的批评文本和批评家。这样的批评文本才是鲜活的、接地气的、有价值的，这样的批评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批评家。
“独特性”“多样性”：文艺批评风格的辩证法则
文艺批评风格是独特的、多样的。文艺批评风格的独特性在于文艺批评是个体的事情，是个体自然而然的情感表露。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个性。这囊括了批评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想品格、道德情操、气质秉性、学养学识、美学趣味，甚至个人人生际遇等。这些维度共同作用在作家身上，影响批评家批评风格的生成和完善。
当然，从最基本的表现层面来讲，批评家的精神个性，或者说是批评风格，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视角的确立，以及批评的社会政治判断、审美价值判断和道德价值判断。这实际上也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艺术风格决定于艺术家的精神个性。同样，批评风格决定于批评家的精神个性。风格是文艺家、批评家精神面貌与精神个性的自由表露。因此说，批评就是批评家主观感受的真切表达，是批评家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是对这种阅读感受、审美旨趣的解读和阐释。批评总是从批评家出发，是批评家的一种精神创造，是批评家主动介入社会文化的表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沈从文所谓的“彻底的独断”。事实上，沈从文的“独断”建立在公正、宽容、客观的基础之上。沈从文理解郁达夫“苦闷之外的苦闷”，肯定他忠于自己的最纯净的成就，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郁达夫脱离时代的重大缺陷。沈从文是真实的，也是有着真情实感的，但他同时也坚持真理，艺术与理性的光芒骤然闪亮。
每个批评家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看法、对时代的审美认知都是有区别的。这也就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文艺批评风格。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刘勰《文心雕龙》的骈文铺排、风格宏大、辞章华美、气势磅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诗为文、言简意远、格调轻逸，白居易《与元九书》自然亲切、情之所至、妙味自寻，韩愈《送孟东野序》言辞真切、理趣缜密、严谨庄重，以及王国维、金圣叹、张竹坡、胭脂斋、梁启超、鲁迅、胡适、瞿秋白、茅盾，等等，都为中国文艺批评的风格多样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今文艺批评家就应该追求一种个性鲜明的批评风格，追求稳定、可靠的批评风格。当然，批评家稳定的批评风格是相对的，而批评风格的变化则是绝对的。没有一个批评家所有的批评文章都是一个风格，否则这个批评家的批评生命也就意味着要结束了。
总之，今天的文艺批评既相对成熟，又病象丛生。文艺批评风格在理论自洽的思维模式下，越来越趋于同一化，而如何根治这一问题既关系到文艺创作的未来，也关系到文艺批评的繁荣。文艺批评离不开时代，都会“因事”“因时”而异，文艺批评风格有着时代的个性特色和鲜明烙印。我们从“风格即人”的角度思考文艺批评和对象的有机融合，试图从文艺批评和批评对象的同构中凸显出批评风格的意义和价值。文艺批评风格既有着明显的独特性，又具有多样性，是独特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9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