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诗言志

　　作者：杨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

　　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君子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君子与小人的人格冲突是中国文学矛盾冲突的主要形式。最早的君子是居住于城邦的贵族，而西周以来这一语词的道德化倾向愈来越重，渐渐摆脱了阶级意义而成为人格的象征。侯敏教授分析《周易》经传中“君子”一词的意义演化，古经中的君子具有贵族和智慧的意味，而《易传》中的君子则更多指向道德和人格的意义。杨隽教授则从风雅歌诗的角度分析君子人格中的艺术意蕴，歌诗言志体现了君子卓然不群的知识和艺术修养，而弦歌不绝则是君子坚守理想与追求的象征。赵玉敏副教授认为杜甫一生追求君子人格理想，其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审美理想都是君子人格精神的延展。（傅道彬）

　　《尚书》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百兽率舞。”在上古盛大的礼典仪式中，言志的诗即永言的歌，是在八音乐器的合乐演奏中展开的隆盛庄肃的升歌和大舞表演，如“箫韶九成”“大武六成”“周公琴舞”无不是盛大的合乐歌诗艺术表演，可见合乐歌诗是诗的早期艺术形态。

　　合乐升歌是礼典流程的主要艺术表演形式，郑玄注云：“合乐，谓歌乐与众声俱作。”可见合乐是围绕歌诗展开的综合艺术表演，因此仪式流程中唯歌诗升于堂上表演，故也称“升歌”。西周吉礼艺术流程就是由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协同表演的合乐升歌构成的，是最高规格的歌诗艺术表演，场面恢宏庄严，包括祭祀天神、地祇、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六种合乐仪式，谓之“大合乐”。仪式期间歌诗、音乐、乐舞协同表演，为了突出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曲调的升歌表演，分别配合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乐调的演奏，加之《云门》《咸池》《大》《大夏》《大濩》《大武》六代大舞，升歌表演贯穿于大合乐的表演流程，是礼乐盛典的艺术表现中心。具体而言，《礼记·乐记》记载的《大武》乐章就是按照“六成”结构展开的大合乐升歌艺术表演，每一成的大合乐都与相应的升歌表演同步进行，《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曾引用《大武》乐章的三章，这三章分别出自《周颂》的《武》《赉》《桓》。虽然目前对《大武》乐章的了解仅限于此，但是可以肯定《大武》舞的每一“成”都是与升歌相偕表演的，因此这种表演形式也称为“合舞”，是大合乐升歌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完整呈现的成王所作的九首儆毖诗就是与琴舞协同表演的歌诗，蔡先金在《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与乐章》一文中不仅结合《周公之琴舞》歌诗曲目中“启”和“乱”的结构特征详细分析了升歌与合乐谐和表演的艺术形态，而且通过对乐制、乐理、乐章、乐语、乐律、乐器、乐容的系统考察充分证实中国上古音乐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这显然有力地印证了西周歌诗艺术的成熟。

　　西周歌诗艺术的成熟还体现在合乐升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普遍存在于礼乐仪式中，大飨礼、大射礼、燕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均有各具特色的合乐升歌表演。据《礼记·仲尼燕居》载，大飨礼的歌诗表演是由升歌《清庙》、堂下管吹《象》乐和大舞《武》《夏》构成的。又《仪礼》载，燕礼和乡饮酒礼的升歌曲目主要选自《小雅》《国风》，表演期间仅正乐环节就要表演十二首升歌（有目有辞），而无算乐环节的升歌艺术表演则是无次无算，尽欢而止，这客观反映出西周歌诗艺术形态的定型与成熟。《礼记·乐记》谓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合乐升歌艺术表演为君子风雅气度的全面养成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艺术空间，歌诗言志也成为君子必备的艺术修养。

　　《礼记·乐记》云：“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贵族阶层长期浸润在《雅》《颂》升歌的艺术氛围中，缘情言志，身心合一，锻造品格，树立高远的志向，塑造俯仰有度、端庄雍容、进退有礼的仪态行止，不断向彬彬君子的人格境界提升。

　　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歌诗言志是君子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基本艺术能力，也是全面展现君子人格气质的艺术活动。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伐黎大胜而归举行饮至典礼的场面，行礼期间歌诗唱和、宴饮觥酬，武王以主人身份首先舍爵酬毕公，歌《乐乐旨酒》，诗有云：“乐乐旨酒，宴以二公；恁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透过诗句能够感受到武王对毕公、周公的赞赏器重，生动呈现了热烈亲和的宴饮场景，凸显出武王与毕公、周公之间的手足友爱，显现出武王团结兄弟、和同四方的政治情怀。接着武王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然后周公以主宾身份连续歌诗三首，分别为《赑赑》《明明上帝》《蟋蟀》，其中《蟋蟀》有云：“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这是周公在劝诫得胜还朝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君王以及全体将士切莫享乐无终，勉励政治伙伴居安思危、勤勉戒惧。《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歌诗言志是君子人格塑造的重要艺术路径。

　　《礼记·经解》谓：“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君子无时无刻不身在歌诗艺术的熏陶中，沉潜于合乐弦歌的净化、淘洗之中，用心灵真切感受着艺术的温度和深厚，坚守人生理想。《论语·先进》曾描述孔子启发弟子抒怀言志的情境，当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阐发志向时，唯曾皙在旁鼓瑟，默默无言，当孔子特别问到他时，曾皙言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褪去笨重的冬衣，换上轻暖的春服，与五六冠者、六七童子相偕嬉戏，在沂水洗去尘埃，在祈雨的舞台沐浴东风，然后唱着歌悠然而归。孔子一生弦歌不绝，这种与自然、与歌诗、与知己融通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他们共同的人生追求，曾皙宽和从容、温厚自然的君子风范深深触动了孔子，孔子禁不住发出“吾与点”的赞美。

　　《礼记·乐记》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伴随或庄严宏大，或亲和平易的礼典仪式流程，歌诗艺术赋予君子与天地同和、同节的伟大精神力量，他们是果敢睿智、敦厚宽和、诗酒风雅的政治栋梁，是含英咀华、弦歌不绝的艺术家，是奔走列国、立言不朽的智者、圣人，他们的风雅气骨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生生不息，绵延不衰！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