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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2018-06-04 03: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大家】

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先生(2012年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学人小传

  周汝昌,字玉言,号解味道人,1918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咸水沽一个具有文学、美术传统的小康之家。曾就读于南开中学,燕京大学西语系、中文系研究院毕业。先后供职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艺术研究院。周汝昌1947年涉足曹雪芹研究,曾得“新红学”开山大师胡适的指点、帮助。其后65年间,主要致力于《红楼梦》研究,出版著作几十种,最具影响力的是《红楼梦新证》《石头记会真》。周汝昌是公认的“新红学”的集大成者,在曹雪芹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脂砚斋批语研究等领域的贡献巨大。周汝昌自谓:其“红学”观点的核心是“自传说”,他终生致力于通过对曹雪芹的研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以及曹雪芹与他所处时代的研究来理解、感悟《红楼梦》。改革开放后,周汝昌提出红学是“中华大文化学”,是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应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等,尤具识见。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是现代红学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位大家。周汝昌的红学研究环境极差,数十年双耳失聪;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双目也渐失明,晚年著作多系口述而成。特殊的时代背景、人际环境也是制约周汝昌更好地从事《红楼梦》研究的重要因素。周汝昌终生痴红,逝世前一周尚向家人口述《梦悟红楼》的写作大纲,体现了“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的自我写照。除《红楼梦》研究以外,周汝昌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亦造诣深厚。2012年5月31日,周汝昌在北京逝世。

  写在前面

  研究周汝昌先生,不仅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更是红学学术史研究的应有之义。现代红学研究始于1904年,以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为标志,经历了一个流派纷呈、百家竟放、起伏跌宕且又纷争不断的历史过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能真正代表时代水平的红学史著作。由此可见,编撰一部权威的红学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更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感。

  毋庸置疑,最近若干年来,红学研究界不乏乱象,走出困境,开辟新局,是每一位学界同人都要认真面对、严肃思考的问题。而其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就是学术史的梳理,把红学研究中的每一个流派、每一位大家,都进行深入客观的分析,认真总结和盘点前贤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

  最近一二十年的《红楼梦》研究现状已经预示:红学若想前进,扭转颓风,必须开出一条新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当今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从红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还是从外部条件来看,我们都能预想到不久的将来,红学必然会迎来一个飞跃和发展的繁荣时期。

  作为每一位严肃的业界人士,都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机遇,从不同视角创新提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后起的学人,面对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内的诸多前贤,不仅要传承他们的学术思想,更要突破他们、超越他们,而所有这一切,都应从实事求是地研究他们开始。

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相识

  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著作,我最早读的是《红楼梦新证》,时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部书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红楼纪历”“史事稽年”二章,当时所做笔记上出现最多的是“心有戚戚”四字。继而遍读周公之书,再与其他健在的红学大家著作相较,得出结论:周汝昌乃当今红学研究大家,当之无愧。

  又六七年,谋食京华,虽与周老同住一城,但因生性木讷腼腆,从未起意拜谒请教。再六七年,竟因“胡适”的关系,与周老略有交往。2004年,拙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接纳,因附有周汝昌致胡适函8通,出版方提出:必须有周先生的授权才可。

  于是,这年9月2日,我首次冒昧致电周府,当日有记:“与周伦玲女士谈颇欢,时间颇长。汝公外出开会,9月6日方回家,要去予之电话,回来后请示周老后再复我。对周函稿费事并不太计较,又谈及海燕社出版之《石头记会真》等。”

  9月6日,周伦玲女士电告:周老同意拙书收入周函。得授权书后,《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的出版仍颇费周折,直到次年下半年才拿到样书,立即第一时间函寄二册与周老。

  2005年11月21日晚9点,笔者尚在公交车上,忽得周丽苓女士电话,告周老要和我说话,我答现在不便,请他稍候,到家后即刻打回来。

  但未下车,周老又打来了,兴奋异常的连续跟我交谈了近十分钟,我几乎不能插言,当日亦有记:“周老对予极客气,谈拿到书时与予一样高兴,又建议再印时封面应突出‘胡适’‘红学’‘全编’三词,又云纸张太不好等……”

  得前辈鼓励、赐教,自是欣慰。与此相关的一事亦可略提:此次版权接洽催生了周老的一本新书——《我与胡适先生》的诞生,其子女在书的《后记》写道:“此书最终决意落笔则是2004年10月,宋广波先生见告,父亲致胡适先生的全部信函均保存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完好无缺,但不易看到,不能借出。”而此意,责任编辑亦曾向笔者道及。

  此外这前后,笔者先后发现了周老1948年读《楝亭图》后写给藏主张伯驹的《金缕曲》(上有胡适亲笔批注),以及周老为搜觅材料写给张元济的信。这些均属周老佚诗、佚信,亦是红学史的重要史料,我都及时抄寄给了他。

  而我也不止一次荣幸地收到周老的亲笔签赠著作,每每收到新书,那具有独特风格的“周汝昌”三字题签总是占满扉页。闻着淡淡墨香,我心中总是那么欣喜、愉悦,也总希望把前辈的论著一口气读完。

  我与周老的交往还有一事可记,那是发生于2008年,恰逢周汝昌向胡适问学一个甲子。这年夏天,我赴台北访学,喜得胡适在有关曹雪芹文献(如《四松堂集》)、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以及研红著作上的批注本一大宗,于是决意编《胡适批红集》。

  《胡适批红集》编好后,我忽发奇想:若书前有周老之序,岂不是一件佳事?

  我的理由:一是《胡适批红集》收有胡适批点的、令他引以为傲的周著《红楼梦新证》第41页;二是当时大陆尚健在的亲炙过胡适之教的弟子,周老是硕果仅存之人;三是当年周汝昌受教、受恩于胡适,今周为胡书作序,也算是再续前缘。

  于是,我将此意商之于周老,即得先生爽口答应,不数日就收到了周伦玲女士发来的《序言》电子版。“周序”回顾了他戊子年受教胡适的种种往事,并为拙编赋诗一首——

  花甲无端戊又周

  名园驻影证重游

  韶年而立惭三立

  情梦红楼忆四楼

  曾见大师容末学

  不期小著动高流

  中华文典千寻厦

  屋角鸡虫计未休

  注:三立,仍用立德、立功、立言之义。四楼,未名湖畔第四座古典画楼,适之先生曾用浓朱大书“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之事。

  戊子大雪节后九旬周汝昌拜书

  突破

  我与周老之浅淡交往,发生于先生九秩高龄前后,有限几次到红庙周宅(那真是名副其实的陋室)面谒,感受最深的是周老的纯真、性情以及谦谦儒者的风范。

  记得有一次谈及《红楼梦》里戏曲之精妙,周老当场唱了几句,那种字正腔圆,那种神情投入,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是晚辈后学,但周老与我谈话,必称“宋先生”。有此亲身接触,也为周老在文章多次提及自己是个“大孩子”的说法,找到了注解。

  笔者浅见,对学者而言,不可丢掉“纯”“真”之性,因学问乃求真之事,如果在学术探讨中也要玲珑八面、左右逢源,那是不相宜的。周老的“纯”“真”气质,也恐怕是他在红学领域成就卓著的原因之一吧。

  在过去的两个甲子里,周汝昌是红学研究史上贡献与影响位列前三的学者,也是学术创获和成果总量最多的学者。但是,对于这位杰出学人的研究与评价,却远远与其学术地位不相称。

  研究周汝昌,旨在还其学术史上的真面目。一提周汝昌,史家总习惯性地拿他与胡适相提并论,说胡是“新红学”的“开山者”,说周是“新红学”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反映的是胡、周间的学术传承关系。

  但事实上,周汝昌对于胡适,不仅有继承,亦有超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周汝昌在“新红学”范畴内对胡适的突破;二是周汝昌对“新红学”本身的超越。

  详说此两点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胡、周二人的红学研究,在各自的学术体系中所占比重极为悬殊。作为“新红学”的开山者,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无人可代。但《红楼梦》考证,只是其“国故整理”的一个分支——小说考证——下面的更小的一个分支。胡适考证的白话小说,除《红楼梦》外,还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与小说考证并列的,则有佛教人物考证、《水经注》考证等。而与“整理国故”并列的,则有新文学的提倡,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红楼梦》考证,对胡适而言,仅仅是其整个学术体系中微小的一部分。

  与胡适不同,周汝昌虽然在诗词、书法方面也造诣深厚,但毕竟红学才是他的“主业”,是其六十余年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部分。

  除“比重”不同,二人研究初衷亦迥异。胡适考证《红楼梦》,只是其治学方法论的具体举例,目的是教人如何考证《红楼梦》与传统小说,教人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周汝昌不同,他是为“红学”而“红学”。胡适自开创“新红学”之后,每遇新材料也写研红文章,但这仅仅是其开创工作的后续、延伸,而周汝昌则是为红学奉献终生。

  回归本题,我们再说周汝昌对胡适的超越。胡适开创“新红学”之初,就把论题限定在“作者”“本子”两个方面,他根据曹雪芹家世材料提出《红楼梦》非写他人,亦非“排满”,而是自叙(即“自传说”)。

  周汝昌在论题、方法、“自传说”等方面都严格继承了“新红学”。同时,他又在此学派上有大突破。

  比如,胡适提出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周汝昌则在前贤、时贤以及自身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曹学”。他并不把研究视角单单聚焦于曹雪芹,而是一开始就是从曹家的整个家世作为研究对象(胡适是从曹雪芹进而引申到家世研究的)。到后来,周汝昌更是把曹家的远祖上溯到更早的汉魏唐宋元明,上升到从中华氏族文化的高度研究曹家的历史、文化血脉。

  正是基于此,周汝昌所作曹家世系表较胡适所作,准确、复杂得多。他据史料提出:曹家虽是汉族血统,但自曹雪芹往上六世起,已逐渐从满洲旗的包衣上升为“簪缨望族”,“已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满洲旗人,不但‘亡国’‘思明’的想法,放到他头上,荒谬得简直令人发笑”,即是附会明珠、顺治的说法,也是万难讲通的。这就为旨在摧破索隐红学的“新红学”提供了难以驳证的有力观点。

  此外,周汝昌不把作者、版本考证当作终极目的,而是看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新红学”的开山者则除作者、版本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新进境。还有,他不同意胡适的《红楼梦》文学性、思想性不高的说法,而早在1948年就认定: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天才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中的非凡代表。若仔细比对胡、周之研究,即可充分明了“新红学”是如何从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变成丰美华丽的大厦的。

  不独在“新红学”范畴内成就非凡,改革开放后,周汝昌逐步超越“新红学”。他针对以往《红楼梦》研究只固着于“思想性”的定势,提出研究《红楼梦》的艺术性;后又明确提出“红学是中华大文化学”。而此说,可上溯到1980年,他赴美参加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对美国媒体大谈“《红楼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晶,是维护中华民族感情的载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汝昌明确提出此说,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书写的是中华文化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二、若想了解中华文化,最有趣味、最便捷的办法是读通《红楼梦》。

  周汝昌明确提出此说后,曾引来不少时贤从学科定位等角度的不同意见,这都不奇怪。但我们可对此说做一番“同情的理解”,不必将其看作是对红学学科的定位,只视作周汝昌本人对《红楼梦》的一个判断,一个解读即可。

  至于红学学科的界定,迄今亦未能达成共识。但探讨《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似乎不会引起争论。不仅如此,笔者还坚信:“《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一论题,必将是未来《红楼梦》研究最具生命力的课题之一。

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赠宋广波著作的题签

  痴心

  周汝昌巨大成就之取得,当与以下原因不可分——

  一、终生痴红。因痴迷,而能执着。顺境中(1947年—1953年,1978年—2012年)固有大成绩,逆境中亦研思不辍,甚至“遍体鳞伤”亦痴心不改,真正是“为芹辛苦见平生”。

  二、敢于挑战学术难题。以版本校勘为例。自胡适提出版本问题以来,为读者校勘出一部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遂成红学家们的重要任务。但恪于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无人敢碰此难题。周汝昌而立之年,即发愿做此事,积半个多世纪之努力,其成就又有谁可与比肩?对学术研究而言,若不发狠攻克一些大的难题,敢于“碰硬”,而只在一些浅层的话题上“打转转”,是很难有进步的。

  三、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不懂清史,读不透《红楼梦》。没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底,亦难深入堂奥。在文化素养方面,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相较,并不占优势,但与流辈相比,则非他人所企及。

  四、独立思考。周汝昌本是“新红学”的正宗传人,但他对开创者也不是一股脑儿地全盘接受,而是“扬弃”。在曹雪芹生年问题上,他根本不同意胡适坚持的曹雪芹必须赶上曹家繁华这一个前提;在版本问题上,他以恢复曹雪芹原书真貌为出发点,不同意胡适为推广白话文而追捧“程乙本”。胡适曾劝周汝昌搁起“年表”,但周汝昌未从,“年表”反而成了《红楼梦新证》的主体部分。总之,周对胡之否定,与对胡之继承,几乎是同步的。这正是独立思考的使然。

  毋庸讳言,周汝昌亦难免有错误。这既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原因。作为千古奇书,《红楼梦》有这样的魔力:能令老友为喜欢宝钗还是喜欢黛玉而挥老拳。又因其复杂,以致几乎每个字都成了争讼的论题。

  红学史,实是红学论争史。而周汝昌,自涉足红学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论争的旋涡之中。在学术层面的“批周”上,以时贤杨启樵先生最为客观、公允。

  周书之“史事稽年”,本是将曹雪芹、《红楼梦》置于广阔的清代前期政治、历史、文化中加以考索,以反映《红楼梦》成书之时代背景,此立意,毫无可指摘之处。然而,这并非专攻此业的周汝昌之长,在清史研究家面前,难免现出“短处”来。

  当然,杨启樵先生亦有“硬伤”,如他在驳周汝昌时,特别举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始付梓作为根据,但实际上此文早在同年5月即随亚东本《红楼梦》一同流布。这也反映了红学一个有趣的规律:每前进一步,都极其艰难,需要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反复辩难方可。而有的问题,甚至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出定论。

  明乎此,我们对包括周汝昌在内的所有红学论争,也就不必再轻动“正谊的火气”,只需平心静气地讨论即可。至于令人讨厌的“酷评”,更应彻底丢弃。

  2018年4月14日是周汝昌先生百岁冥寿,5月31日是他逝世六周年忌日。这段时间缅怀周老,研思周之学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乃撰此小文。此外,尚有三愿:希望《周汝昌全集》早日面世;希望恭王府的周汝昌纪念馆早日挂牌;希望在2018年举办一次以纪念周汝昌为主题的高水平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宋广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兼胡适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胡适红学年谱》《胡适与红学》《胡适批红集》《丁文江年谱》等,另发表相关文章几十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4日 16版)

[责任编辑:白丽克孜·帕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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