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化学反应”
——关于“新诗地理”研究的深入与整合问题
作者：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
2012年至2013年，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专门开辟作家群现象研究栏目，就各地重要作家群创作特色进行集中评述，并围绕作家群现象的生成机制、历史地位、文化价值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雷达先生撰文指出，一般说来，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但也必须要以“变”为核心来考量当今文学的发展，包括作家群现象。时间是纵向的空间，地域是横向的空间，两个空间交织为一个动态空间，急剧地变化着，从中文学也显示着它的前进。
今天本版延续、深化这个话题，从“新诗地理”角度切入，既有总体上的宏观扫描与理论阐发，也有针对海南、内蒙古一南一北的个案剖析与具体探究，以求对“新诗地理”课题进行多维度的考察。
通过引入“地理”概念推动新诗研究，是近年来诗歌界不时涌现的话题。除了相关文章时常出现之外，各种关于省级的、代际的或者以区域冠名的诗选，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涉及“地理”一词，进而为“新诗地理”的探讨提供丰富的个案。
历史地看，“新诗地理”话题的出现，与当代新诗发展的格局、实践方式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诗创作数量上的增长和各地对本土诗歌创作的重视，以省、市乃至区域为单位的诗选逐渐呈增长态势。在这个前提下，概括了解一个地区的诗歌创作实绩，已经逐渐转变为对当地出现过哪些代表诗人、产生过什么影响的关注。与之相应的是，各地承办的诗会，举办的诗歌征集、研讨活动不计其数。就当代诗歌发展而言，上述现象在主客观上强化了区域化的格局及其认知逻辑，并为新的认知视点的诞生带来了契机。
2017年3月23日，以“诗歌中国，诗意遂宁”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在唐朝诗人陈子昂故里四川省射洪县拉开帷幕。这是《诗刊》陈子昂诗歌奖系列活动之一。新华社发（钟敏摄）
同时，空间化思维模式的生成、实践与新诗研究的互动，也对“新诗地理”课题的诞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空间化思维模式的生成，空间理论的传播与接受，特别是网络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密不可分。空间化思维一改以往研究中人们习惯的线性化、平面化逻辑，既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视野，也符合当代社会生活和个体日常生活的实际。人们开始尝试以立体的视角去审视周边的一切，并以此发现城市建筑设计、个体私人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的关联。空间化的逻辑思维，不仅使人们发现了诗歌与地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让人们学会使用地理学名词去分析诗歌创作过程中的结构与层次。回顾一度风行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以及如今已经成为习惯称谓的“代际写作”等，它们要么从社会生活结构、写作者身份，要么从年代地质构造角度，来理解和阐释当代诗歌发展趋势，都为“新诗地理”话题的出现提供了种种思路。此时，“地理”一词本身也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还兼具文化的属性，并可以作为一个形象的说法来印证这个空间化的时代。
当然，新诗研究的内在需求，也使“新诗地理”成为可能。就字面上看，“新诗地理”虽然涉及“新诗”与“地理”两个方面，但究其本质，仍属新诗研究领域的一次拓展，并与新诗研究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本质化需求密不可分。当代新诗研究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复苏和90年代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的是，当代新诗研究的持续增长，从业者甚多，其实也在客观上对新诗研究的创新提供了动力。而新诗研究在不断强化个案批评、现象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等“基础研究”的同时，跨学科的互动与融合成为一种全新、有效的研究方式。
结合当代诗歌生产、消费、实践活动和适应当代生活变化的背景来考察，“新诗地理”的应运而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需要补充的是，以上在创作、观念和研究本身上促进“新诗地理”出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在实际展开时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主次之分。它们是以共时性的方式一起拓展出“新诗地理”的疆域，并与当代的网络技术、阅读传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而网络技术在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面貌和当代诗歌传播的过程中，又在很多方面推动、深化了人们对于“新诗地理”的接受与认知，并以此凸显出“新诗地理”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内在的差异性。
“新诗地理”的话题虽然逐渐受到关注，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仍存在流于表面、不成规模的问题。或许是出于晚近的缘故，“新诗地理”的言说大多停留在就现象谈现象的层面，或是采用追溯历史、古今对照的方式论证其相应的合理性，或是仅着眼于区域或选本的框架画地为牢。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生活的地理环境，当然会影响当地的诗歌创作，而诗歌也可以通过创作反映、表现身边熟悉的地理环境，但在这些表层现象的背后，从文化的角度探究其内在的逻辑，恐怕才是“新诗地理”问题向纵深发展并形成相应体系的必要角度。与简单证明“新诗地理”的有无相比，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如何关联且为何在当下成为一个课题显然更为重要。
“新诗地理”研究在具体展开过程中至少包括“新诗与地理的关系”和“新诗的地理问题”两个主要方面。“地理”一词尽管广阔无边，但由于我们是从新诗研究的角度谈论“地理”，所以，其言说对象应当是具体而生动的。回顾新诗的历史，从刘半农、俞平伯都曾关注过的以民歌、山歌为代表的歌谣化创作，到现代派诗歌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西部诗”，到“第三代诗歌”浪潮的出场形式，特别是因此而备受诗坛关注的“四川诗人群”“海上诗群”等，都可以通过“新诗地理”的角度加以重述。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诗歌、代际写作、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纷繁现象的浮现，客观上更要求人们找寻一种合理的言说方式，将这些晚近的诗歌现象置于一个共同的平台。此时，从“空间”“地质构造”“文化身份”的角度使用“地理”一词，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地理”的比喻义乃至转喻义，并使其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由平面视角走向了立体的空间视域。
结合“新诗地理”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应当看到，相对于持续发展、变动不居的新诗创作来说，人们对于地理内涵的认知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两者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交汇点”，这既是“新诗地理”出现的时代性，也预示了其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理当成为我们谈论“新诗地理”的逻辑起点。
无论从诞生的语境，还是创新角度，“新诗地理”都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同时也必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课题。事实上，“地理”作为外部的生存环境，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诗人唯有通过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完成经验的再现和诗意的想象，才能达到艺术的深度与高度。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只是因为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平常的部分，以及此前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契机”，因此被长期忽视。探讨“新诗地理”，不管是着眼新诗与地理的关系，还是新诗中的地理问题，都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简单叠加、机械比附的层面上，而是应该重视它们之间所引发的“化学反应”。在密切关注当下诗歌创作的同时，“新诗地理”研究需要看到新诗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前景。“新诗地理”当然要结合以往的诗歌现象，整合其相关的经验资源，但由于诗歌发表、阅读、传播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所以“新诗地理”的阐释更应当从当前的创作、生活经验和理论上寻找生长点，进而不断激活自身的研究领域。
“新诗地理”作为一次全新的探索，应当有自身内在的结构层次和具体的言说方式。立足于新诗的发展历史，“新诗地理”至少可以从“历史与现实”“平面到立体”“现象至理论”三方面建构自己的整体框架。而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地域、流派、诗歌活动，以及网络、代际、空间、主题、诗人身份与创作观念等都是其重要的切入点。当然，上述几方面在历史跨度、作品数量上是不平衡的，其理论背景、言说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必须始终秉持“新诗地理”的主线，进行相应的界定。正因为这样，在具体言说时才能避免边界模糊、概念泛化、逻辑混乱，以及前后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
作为“文学地理”和更为广阔的“文化地理”的一个分支，“新诗地理”不仅可以推动、深化新诗的研究，还可以在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过程中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与革新。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扩大，我们完全可以在已有的“一带一路与新诗”的话题中发现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新诗地理”同样肩负着文化交流与文化形象建构的使命，而我们为此所要展开的实践才刚刚开始。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5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