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荣（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系教授）
编者按
2012年至2013年，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专门开辟作家群现象研究栏目，就各地重要作家群创作特色进行集中评述，并围绕作家群现象的生成机制、历史地位、文化价值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雷达先生撰文指出，一般说来，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但也必须要以“变”为核心来考量当今文学的发展，包括作家群现象。时间是纵向的空间，地域是横向的空间，两个空间交织为一个动态空间，急剧地变化着，从中文学也显示着它的前进。
今天本版延续、深化这个话题，从“新诗地理”角度切入，既有总体上的宏观扫描与理论阐发，也有针对海南、内蒙古一南一北的个案剖析与具体探究，以求对“新诗地理”课题进行多维度的考察。
草原，已经成为内蒙古诗歌创作的关键词与文化象征。多个代际的诗人，都以“草原诗人”的主体身份，感悟诗性草原，抒发真挚情感，形成了历时性的群体写作与诗歌传统。草原是他们的精神故乡与诗思起点，他们共同歌唱草原上的骏马、雄鹰、炊烟与迎风沐雨的小草，张扬辽阔、坦荡与坚韧的草原精神，吟咏全球化背景下绵延不绝的文化乡愁。如牧草般生生不息的草原诗歌，是当代诗坛不可忽视的创作现象。
草原诗歌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体现着创新求变的鲜活特征。十七年时期，以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为代表的蒙古族诗人，唱出新中国的颂歌，是草原诗歌的开创者。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以“当美丽的黄河/展开宽长的哈达”，抒发草原人民对新中国成立的欣喜之情。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我们对心里的爱，用乳作表示。/我们对自由和解放，用乳来献礼。”作为草原生活标志的哈达、鲜乳、牧歌等，被这一代诗人创造性转化，用于反映现实、歌唱祖国。20世纪80年代，一批诗人着意变革草原诗歌的传统写法与既成格局。在他们的笔下，草原不再仅是诗歌的环境背景或是情感抒发的起兴之物，而是诗意空间与核心意象，草原在诗歌中获得真正的主体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使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变。以多向的形式实验和前卫的语言变革为先导，生态问题、文化忧思等深度话题在新生代草原诗人的作品中倾泻而出。新世纪前后，以阿古拉泰和白涛为代表的草原诗人带领后来者，重回民族文化深厚土壤，着意强化草原诗歌民族特质，溯源珍爱万物、敬畏自然的草原文化，挖掘坦荡强悍、崇尚英雄的民族精神。阿古拉泰《纸上的草原》中所谓“每一行字都会长成一棵青草/我在纸上放牧着牛羊”，写出了众多草原诗人与草原血脉相连的情感状态，也道出草原诗人的写作密码。而纸上的草原，超越了荣枯的自然生命轨迹，以艺术的力量焕发草原的真实与永恒。
繁盛的草原诗歌，具有变革性的诗学力量。其诗学贡献在于为当代中国诗歌提供了全新的意象系统。草原诗人多年经营草原意象，这种由草原生发出的原创性、群落型诗歌意象，与山川明月等传统诗歌意象比肩相望。新时期以来，涵盖具象、抽象两个层面的整体草原意象系统已经形成。它包括高原、青草、骏马、雄鹰、河流，以及长调、马头琴等等。草原在诗人笔下承载更多认知，也更加立体真切。在总体上，它是真与永恒的象征。阿尔泰《草原深处》说走向草原深处，就走向了“真的深处”。于细微处，草原上的每株小草都内蕴哲思。阿古拉泰《像一棵草一样行走》，写青草虽然又瘦又小，但风雨来时却能顶风迈步，甚至会在石头缝里跋涉，生命力惊人。而在很多草原诗人笔下，追风的骏马则有着浩荡的生命状态。草原意象寄寓着诗人们提炼出的草原精神：自由、无畏，有着金石般的铮铮风骨。
草原诗人们写作时并非远观或外在于草原，而是与草原物我同一，或在高原上面对苍穹，或在马上眺望远方，或在鹰脊俯视大地，舒展阔大的诗歌空间得以构建，这也是草原诗歌重要的诗学贡献。草原诗人们以草原为媒，重建人和自然的内在关联。他们融入草原后，超越一己视野局限，让自身如草原万物般在寰宇之中观照一切，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深情、启悟与智慧，诗思便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牧场、蓝天、雄鹰、太阳等辽阔而巨大的意象在诗歌中频频出现。默然在《太阳石》中写道：“高原以辽阔的黄昏主持庆典。”蒙根高勒的《敖特尔》里套马杆能“从东面挑起沉沉的朝阳/向西面抖落灿烂的星群”。这里，传递的都是个体面对宇宙、自然、历史的强烈意绪。与万物合一的视角和阔大的诗歌空间中，草原民族特有的生命元气灌注其间，无论是挥之不去的乡愁，还是历史文化隐痛或者现实忧患，都得到呈现，也得以释放或解决。这个过程，新的美学质地熠熠生辉。
草原诗歌进入成熟之境，问题也不容回避。比如说，某些诗作缺乏辨识度和独特性。诗歌写作要求简洁精微，同一题材的诗歌需要不断超越、推陈出新。草原诗歌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赞美草原万物已是常见的书写模式。草原是母亲的象征，是真善美的载体，也是几近固化的主题。草原诗歌的模式化现象比较严重，后继者创造力不足，导致诗歌辨识度不够。另外，部分诗作对草原的描写存在表象化、景观化、浮泛化的问题。草原未被深度反映，甚而行至歧路。因为要满足他者观看的猎奇心理或是市场需求，草原以景观的方式被一些作者如长安花般一日看尽。绿草、蓝天、白云、羊群等意象，成为必不可少但也刻板雷同的“地方色彩”。在诗歌中，它们总是以打包并置的方式频繁出现。浮泛化写作生产出的草原诗歌意蕴单薄，甚至流于符号化、标签化，本来厚重、神秘、深邃的草原，由于这种诗歌处理方式而被消费、消解，终成空洞之物。同时，诗歌缺乏跟草原文化相匹配的辽阔胸襟与宏大气度。某些诗歌对草原孤芳自赏式的玩味，令其意义萎缩，无视草原本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多元文化各美其美的世界，与开放、自由的草原精神背离。因而，在诗歌当中不断超越地理意义上的草原，生发出形而上的追问，当是未来草原诗歌发展的正途。
草原诗歌的现实问题，反映的是艺术发展的关键：如何令传统题材拥有充沛的活力和不竭的生命力，文学地域书写的特殊性又如何获得普遍性的意义？或许，问题的解决可以从重返草原丝路的文化精神开始。
历史地看，草原诗歌的形成，上承草原丝绸之路开拓开放与自由融通的精神血脉，是草原丝路上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草原诗人身份的多民族特征，草原诗歌创新求变的活力，都是基于开放融通的精神。雄健朗丽的草原诗歌品质，正是在多重文化构成的历史疆域中，由不同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而铸就的。如果没有对多元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吸纳转化，草原诗歌的蜕变与新生难以实现。当前，草原诗歌写作应该重返丝路精神血脉与精神境界，走向包容、开放与融通，在世界性、普遍性的追寻中，保留草原诗歌质的规定性。
背倚草原，在历史和未来、四野和万物之间生长的草原诗歌，理应独特、宽广、深邃，具有坚实的个性和鲜明的质地。青草与马头琴，总是唱着人类共通的爱与痛。鹰翔、马奔，带来的是生生不息的召唤和期望。与所有不朽的诗歌一样，在终极意义上，草原诗歌当能引领苍生走向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5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