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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2018-07-27 09: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刘绪义(国家税务总局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无论是土木工程还是航海技术,无论是印刷还是火药,无论是机械、纺织还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

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宋刻本《古文苑九卷》,国家图书馆藏

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宋刻本《农书三卷》,河南省图书馆藏

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宋版书为何价值连城

  明嘉靖年间,进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里藏有宋刻版《后汉记》一书,书中还有陆游、谢叠山等前朝名士的亲笔题签,这一消息对于一个痴迷宋版书的藏书家而言,无异于找到一个地下宝藏,内心十分激动,便托人去向主人商谈转让价格。书的主人放出话来,书价免谈,除非用一位美婢来换。看来书的主人对朱大韶爱书之癖了如指掌,便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没想到,朱大韶爱宋版书更胜过爱美人,得知书的主人提出的条件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用心爱的美婢来换取这部书。

  而跟在朱大韶身边多年的这位美婢受其熏陶,颇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决定后非常伤心,临行前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无端割爱出深闺,

  尤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

  春风吹尽道旁枝。

  ——你现在用我去换书,无端舍弃我,比古人换马还决绝,以后咱们相遇了你也别难过别后悔,就像春风吹过路旁的树枝,我们就形同路人了。

  朱大韶不仅是书痴,也是情种,读到诗后方才后悔不迭,从此对她日思夜想,竟然忧郁成疾,很快就死了。

  与朱大韶以美婢换得宋版书类似的趣谈还有很多。

  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就不惜以一座祖传产业山庄来换一部宋刻善本书。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世贞遇到书商出售宋刻《两汉书》(《汉书》与《后汉书》的合刻),非常欣喜,奈何手中买书的钱不够,求书心切的王世贞便与书商商议,以自家的一座山庄来换取这部书。

  明末藏书家毛晋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汲古阁,而且还雇高手将宋元刻本另行手抄出版,“穷搜遍索四海枯,手抄笔录近蠹鱼。汗牛充栋十万卷,流布天下古今无”。为了求得宋版书,他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愿以每页200文钱的价格求购宋版书:“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以至于时人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

  清代藏书家、浙江海宁人马思赞嗜书如痴,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陆状元通鉴》,多次求购未成。然而,天缘凑泊,机遇垂青,后来查家要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的田土,马思赞闻讯喜出望外,即以良田十亩换取了这部书。

  清代乾嘉时期有“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之称的苏州藏书家黄丕烈,积半生之力先后收藏宋版书达二百多部,并专建一房贮藏,命名为“百宋一廛”。他还首开祭书礼,每到年末,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用鲜花作供,焚香,然后大礼参拜。

  为什么宋版书价值连城,值得用良田美女来换?我们先来看看学术界对宋版书的评价。

  第一,宋版书富有美学品位。宋版书的版式风格美观大方活泼多样。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在收藏界,素来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塘学者高濂指出宋版书的优点是:“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

  第二,宋版书的用纸与装帧富有特色。宋人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这种纸纹理坚致有韧性,印出来的书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

  宋版书的装订形式多采用“蝴蝶装”。方法是将书页面对面相对折齐,在书页反面版心的地方用糨糊粘连,再用较厚的纸包裹作为书皮;从外表看,厚皮包背,相当于现代的精装本,但更便于阅读。读者翻阅时,书页两边打开,平坦不用卷起,如蝴蝶双翅,故称“蝴蝶装”,简称“蝶装”。这种装帧方式要胜过清代盛行的“线装书”。虽然“线装书”在宋代也已出现,但时人就发现线装书有一个缺点:“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

  第三,宋版书的刻书选用字体非常讲究。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今人称用料、印刷、装帧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而宋版书却还有书法美学的内涵在,这一点是后代不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为另一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撰序时,明确地阐述他藏书的标准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

  也许人们觉得宋版书价值连城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阅读价值,宋版书的可贵就在于其刻书的质量,否则不会成为学者们特别是目录学家治学的重要依据。

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内宋代书坊模型 资料图片

  工匠精神推动宋代科技文化繁荣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宋太宗的这句话揭示了宋人对书的重视。宋代的出版业非常繁荣,有官刻、家刻、坊刻三种。学术界称官刻刊印装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内容广泛,总之各有特点。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即开始刻印历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历时12年,刻书1076部。这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印刷经验,还培养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书数量之多,效率之高,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绍兴二年(1132),湖州(吴兴)王永从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全经5480卷,用时仅一年,参加刻经的工匠多达260余人。有宋一代刻书总量11000多部,几乎达到了西汉至五代的一半。

  数量和效率并没有影响刻书的质量,这不得不归功于其工匠精神。

  从上面提到的宋版书三大价值中就可以看出来,宋代刻书工匠不仅富有创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细刻。这些工匠可以说都是善于一种或几种书法的巧匠,其审美水平绝不亚于今天的文人。从笔画到插图,从版式到字号,从校对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这其间工匠们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敬业专注的职业精神,尽在字里行间。可以说,蕴含在宋版书里的工匠精神,堪称真正的中国制造。这里面包含着书法美学、雕刻工艺学、排版学、校对学等多门学问。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时人对印书的标准、等级有着清醒的认识,易成者难工。

  宋版书只是宋代工匠精神的一个缩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是的,无论是土木工程还是航海技术,无论是印刷还是火药,无论是机械、纺织还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

  宋版书本身也是宋代科技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产物。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昇发展、完善,有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声,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毕昇原不过是宋初的一个杭州书肆刻工。庆历年间,他根据实践经验,发明了胶泥字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可以一字多用,反复使用,省时省力,节约材料。这一发明,改变了历史。这一发明,看似简单,却并非一日之功。试想,一个工匠,如果没有工匠精神,天天琢磨,勇于探索创新,反复试验,怎么可能有此收获?

  指南针的发明也是在宋代,前身是战国时期的司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到他对指南针的用法做过四种试验,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爪法和碗唇法。他还经过精密的实验,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指南针的发明和传播,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飞跃,“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马克思语)。这一发现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磁化技术取得了突破,又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并且导致指向器形制新的演变。

  作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约瑟语)的沈括,其背后科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工匠和工匠精神。《武经总要》记载:“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就是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的人工磁化技术,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伟大的工匠精神。

  宋代的医学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针灸。王维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这一医学史上重大创举就非常具有工匠精神。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成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成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

  愈是重大的科技创新愈是需要工艺精神,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是建筑技术的总结。建筑学家喻皓不仅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经》,还亲自设计、主持建造了13层高360尺的开封开宝寺木塔。天文学家苏颂编著的《新仪象法要》,代表11世纪中国在天文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他与韩公廉研制的“水运仪象台”,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这些都凝结着宋代工匠的智慧和锐意进取、潜心专注的工匠精神。

  洪迈《夷坚志》记载了许多宋代市井百工如医工、园艺工、陶工、铸造工、雕塑工等,他们中大多有巧夺天工的神奇技艺,如宣和初京师大兴园圃,一个从四川来的叫刘幻的园艺工,凭着高超的嫁接术和独特的工艺,于正月间,形成奇花竞开的局面,“枝萼晶莹,品色迥绝。酴醿一本五色,芍药牡丹,变态百种,一丛数品花,一花数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莲重台,繁香芳郁,光景粲绚,不可胜述”。或者有着严谨求精的科学态度,如弋阳人易生,好观星象,庆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饶城,与同行徐谦讨论历法。二人都发现近旬日月的推演计算有差误,为了进一步核实具体的误差,二人不惧寒露、勤勉执着地观看天象,探究其原因和规律。或者热爱生活、敢于科学幻想,如有人想发明保温瓶,有人想进行器官移植。

  连绘画都不例外,陈聪景认为,两宋花鸟画能取得辉煌的成就,都是以宋代花鸟画家有着严谨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为支撑,也是他们崇尚修为深度及追求品格高度的必然结果。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

  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载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道精细工序才能最后完成,都有赖于一批刻书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从一家刻书就能雇佣到260多个工匠,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工匠之多。《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即早辰桥、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随手即就”。此时的江南虽称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考证: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潜心于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编》。

  北宋吕正臣,“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独予三,人出取三,我独取一。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李昭玘《乐静集》)。这说明吕氏之成功得益于他重视招募高级工匠。宋代发达的矿冶炼钢、营造技术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撑。能工巧匠一多,社会上科技氛围就更浓郁,还激发了工艺竞争和经验总结。印刷术又促进了科技书籍的刊行、推广和普及,北宋刊刻发行的《算经十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宋代甚至还出现罕见的数量丰富的科技碑刻,不仅传播了科技知识,而且营造了浓厚的科技氛围。

  宋代工匠之多,离不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中国古代大部分历史时期,士农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虽然《考工典》说,“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谓之工。”《墨子》也说过:“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却始终将工视为“末业”,是奇淫巧技,让人玩物丧志。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政府的倡导、重视,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一观念的束缚被冲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业获得飞速发展,工匠和工匠技艺越来越受人重视。表现在人才政策上,开宝三年(970年)正月朝廷发布《举孝悌诏》,要求“孝悌彰闻、德行昭著、擅乡曲之誉、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举,但又规定“有奇才异行者,不拘此限”。宋真宗以后,制举录取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选拔趋于定制和稳定。

  北宋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宋代陈襄笔下《百工由圣人作赋》中的工匠简直是一种有着哲匠般崇高的职业:“统尔六职,良哉百工。何艺事以斯作,由圣人而是崇。办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适用本惟睿以兴功。赜姬旦之明文,见东官之盛典。谓夫智之出也,始剏物以兴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尽善。嘉众艺之勃兴,本圣谋而不阐。攻金攻木资浚哲以裁成,作舟作车由灵机而洞显。自兹立器为利,因材究奇。虽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规为。既执技而纷若,诚取法以宜……且夫国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业,或饬材而兴利。率皆因上圣以资始,致宏规而绰备。依于法而游于艺,肇自神谟。智者忧而巧者劳,出由睿意……修事之经始者,必资于善谋。伊众制之虽盛,非圣作以奚由……虽云代守其业,但见作者之圣……祖述虽资于匠者,经营率自于古人。按乃度程,实聪明之制作勤乎,朴资睿哲之经纶……今上方稽古,道而复淳,立是工也,体圣明之所作。”

  到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叶适的门生、学者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这就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袭等传统。

  入明以后,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其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遑论工匠精神!

  宋代重视科技教育,设立算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要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点当然是培养能工巧匠,以及工匠们的职业精神和创新意识,然而当前社会上却普遍瞧不起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成绩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学的人不得已才会进职业院校。甚至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自己都没有自信,感觉低人一等。这样的社会意识、自我意识怎么培养工匠精神?倡导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现代工匠的社会地位。

  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职业精神。具体反映职业精神的一点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不同于一般质量考核而规定的“物勒工名”,而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职业荣耀。这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版本版权之说。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工匠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积累财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宋代工匠的经济收入前人有过研究,北宋庆历年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在市场上以杀鸡为业的小工每天的工价是数百钱。宋徽宗年间,州县官往外地赴任,需雇人搬家,“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可知当时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乐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到100文钱,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乐。由此可以推知刻书工匠的收入,绝不会低于普通工匠。

  这一传统延续到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工匠在经济上都是较为富裕的。“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可见,工匠的工资是根据其价值来分等级的。

  按照价值交换原则,只有让工匠按劳取酬,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感受到劳动尊严,方能推动其科技文化自信,激发出其职业精神,从而培养出工匠精神。

  《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27日 13版)

[责任编辑:张悦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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