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80年代的中学生

　　作者：任曙林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席慕蓉在诗歌《青春》里，用文字道尽了每个人对青春的恋念，而在摄影家的镜头中，青春则以另外一种更为动人的方式，得以让人细细怀想。

北京一七一中学教室，1982年5月  任曙林

北京七十五中学考场，1980年7月  任曙林

　　日前，一本讲述20世纪80年代青春故事的图文书《不锈时光》付梓出版，书中凝聚了摄影家任曙林200余幅照片和近25万字回忆文章。在书中，作者袒露自己的青春与摄影之路：学生岁月、摄影启蒙、拍摄《80年代中学生》的前前后后、下海后的迷茫与顿悟、与父亲既简单又复杂的感情……其中那些勇气、情愫、愧疚与不舍，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曾经走过的青春。

——编者

　　最初开始拍摄校园是在1979年的夏天，这天早上，单位同事突然告诉我：今天高考，你不是喜欢照相吗，还不去？我当时的反应是激灵一下子，抄起相机就溜出了单位。有一所中学是考场，就在附近，我赶到那里时，各色考生正在进入校门。但这毕竟仓促，等到隔年的6月份，我直接来到教育部招生委员会申请拍摄高考。他们询问我的具体做法，那时摄影还不普及，我更像在介绍摄影。最后，他们给了我一张月票大小的黄纸片，上面印着“监考员”三个字，填上了我的姓名，编号是12，红印章上面的字是：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这相当于一把“尚方宝剑”了，凭着它，我可以出入任何考场的任何教室。

　　我喜欢穿布鞋，跑考场的这几天特意换上一双半新不旧的，消音嘛。裤腿稍挽，这样下蹲方便。我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灵活，在桌椅间腾挪回转，可以做到悄无声息。在学校拍中学生，这是基本功。相机是一台老徕卡，快门轻得几乎听不见。每每进教室，我把除相机外的所有东西都放在门口，轻装上阵。那时拍胶片的习惯是，有了感觉才拍，在考场上，我几乎是一景一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算考生有所感觉，我也已经像监考老师一样在巡视了。

　　此后，我一直坚持拍摄中学生。有的教室人很多，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无所谓了，它照样有游戏规则。拍中学生我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摄影。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状态，需要不同的融入方式。这种方式体现在我身上，也是一种体态语言，包括持机的方式，行走站位，按快门时的身姿，甚至脸上的表情。时间长了，这些会变成下意识。

　　在校园里，放学总是味道特别浓的时刻。春夏秋冬的阳光各具神秘色彩，随着清脆的铃声，学生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出教室门、涌出教学楼，成片的自行车首尾相连，蔚为壮观。我喜欢这种时刻，经常拿着相机，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毫无目的地移动着，从四楼到一楼，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走着，耳边总响起学生们的嘈杂声，像幻觉似的，愈发衬出此时的寂静。夏日的阳光可以射进北侧的教室，空空的桌椅染上难得的黄色；冬天的太阳很早就往树后落，楼道尽头的光影勾勒出木窗棂的线条，并在绿墙围上留下道道斜线。这时的教室，往往只剩下一张张桌椅，做过值日的教室整齐干净，有时还可以赶上淡淡的水迹在地上未干——扫地之前女生总要在地上潲些水，要是男生就会“乌烟瘴气”了。

　　教室后墙一般会有一块黑板，那是学生们的用武之地——学习园地黑板报，有时也公布考试的名次。我拍过几次写黑板报的过程，学生们总爱把彩色粉笔凑齐，这样内容和装饰效果可以同样漂亮。每到这时，我喜欢拍下全景，运气好的话，有光影掠过，平添几分悠长。

　　校方总是强调放学要早点回家，不是特殊情况不安排课后的活动。但总有不想早回家的学生，这时老师会叮嘱几句就先走了。他们不一定有具体的活动，也许站在一起聊聊天，也许坐在操场上默默地望着天空。有的女生愿意在教室做会儿作业，也有的在窗口张望，没有具体目标，也许在想些什么吧。有一种例外是逢年过节和放假前后的大扫除。这时，擦玻璃成了一道风景，两人一里一外，不时还用嘴哈上一口气。学生们胆子大，就算是二层也敢跨在窗户上，用干湿两块抹布和报纸把玻璃擦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校园里，我成了透明的影子，慢慢地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感觉很迷人，即使不拍什么，游走于学生中间也是一种享受。在彼此放松甚至视而不见的前提下，种种感觉出现了，各种发现出现了，特别是眼睛跟着心思走时，相机不再束缚手脚，只是把你的所感凝固下来。学生生活看似刻板，细微变化却令人意想不到。学校程序是固定的，学生们的状态可是跃跃欲试。他们在限制中寻找自己的空间，表达交流自己的感受、见识、发现。这是他们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自由表现的天地，恰恰也成了摄影进入他们的通道。进入就是发现，两者是同步的，伴随着快门声，我把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点一点地留在了底片上。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