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语言铺路

　　作者：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语言之路铺设如何，直接关涉政策能否沟通、道路能否联通、贸易能否畅通、货币能否流通、民心能否相通，关涉“一带一路”能有多宽广，能行多快，能行多远。

　　一月十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科大讯飞工作人员正在展示可用于大型会议翻译的“讯飞听见”。演示人说一段汉语，屏幕上几乎同时显示出汉语文字和英语译文。新华社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五年，也是努力铺设语言道路的五年。例如：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速度持续增快，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汉语教学活动，近70个国家把汉语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布局自觉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倾斜。在外语语种的教育方面，中小学在已经开设英语、俄语、日语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大学外语专业的语种不断增加，现在已有近100种，目标是凡有国语身份的语言，都将进入大学的外语教育。“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会议不断召开，理念在更新，行动在跟进，语言人才市场在逐渐形成，产出了一批理论成果和可观的社会效益。中华概念、术语外译工作持续进行，这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准备。信息自动检索、语言自动翻译、机器自动写作等现代语言技术又有新进步，据调查，我国有60余款线上机器翻译系统，其中有8款系统能够支持90种语言的自动翻译，有3款系统可以支持百种以上语言的自动翻译。语言智能推进“一带一路”进程取得新成效。

　　在铺设语言道路的进程中，大家更加明白：语言是国家的先遣队，国家要去何方，语言就应先到何方。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国家的语言能力也应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发展。

　　“国际型国家”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满足国家处理好海内外事务的语言能力。当代跨国跨地区的活跃语言，包括英语、汉语在内约有20来种。这20来种语言基本上是当代人类知识的主要负载者和交流者，因此，国家必须“熟练掌握”这些语言。与个人熟练掌握一种语言不同，国家对一种语言的熟练掌握起码应达到如下三点：其一，能够用它来进行口语和书面语的交际；其二，能够掌握它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能够进行语言翻译和知识交换；其三，有较为完整的语言教育体系。

　　除了这20来种语言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语言或方言，它们是某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或者是一些国家内部的大语言或大方言。比如：老挝语，缅甸语，柬埔寨的高棉语，菲律宾的他加禄语，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语，尼泊尔语，不丹的宗卡语，斯里兰卡的僧伽罗语，南亚的泰米尔语、旁遮普语，印度的泰卢固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等，土库曼语，塔吉克语，阿塞拜疆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中东地区的库尔德语，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语，法国的科西嘉语，中国的藏语、维吾尔语、彝语、傣语和汉语的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这些语言或方言大约有200种，使用这些语言或方言的民族或族群都比较大，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要使“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到民心相通，也应当掌握好这些语言，具有用这些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

　　中国要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具备“国际型国家”的语言能力，较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具备200来种语言的能力，亦即：能够从20来种跨国跨地区的活跃语言中获取当代知识，能够用200来种语言进行沟通，向外讲好中国故事。与此相比，我国的语言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要达到“国际型国家”的语言能力，首在提高语言意识，真正认识到语言是“一带一路”发展、是国家走向世界的“先行官”。语言文字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沟通工具，但也不能仅仅只看到语言的工具性；语言也是打开“心结”、消解误会的心灵锁钥，也是文化的阐释者和建构者。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全方位发挥语言的作用。

　　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衡量“国际型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发展汉语的“第二语言”人口，汉语国际教育是重要途径。在全力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之时，还要特别关注学过汉语者的汉语使用，关注国际组织的汉语使用，关注汉语文本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汉语文本在国际新闻舆论、国际学术研究、国际商贸活动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基本决定了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和学习价值。

　　国家的外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注大学外语教育的同时，要特别关注中小学的外语教育。第二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小学和中学。发展中小学外语教育的措施之一，是根据我国各地外语使用的特点来部署外语教育语种，比如东北地区便于学习俄语、日语，西南地区便于学习东盟的语言，西北地区便于学习南亚、中亚的语言等。此外，我国的跨境语言有近30种，如蒙古语、朝鲜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锡伯语、图佤语、藏语、苗语、瑶语、壮语、傣语、景颇语、怒语、哈尼语、独龙语、佤语等。这些跨境语言在对外交往和文化传播中，往往可以发挥外语的作用。研究跨境语言，掌握好跨境语言，发挥好跨境语言的作用，不仅可以迅速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而且可以沿边境建立多功能的语言带，增强跨境的语言文化沟通，也增加边境的语言文化安全。

　　现代语言技术仍然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关键，提升机器自动翻译的水平乃当务之急。现在的多语自动翻译系统，多是以英语为“轴心语言”的。要争取建立以汉语为轴心语言的多语种自动翻译系统，使汉语能够逐渐成为机器翻译的“路径依赖语言”。同时，这一自动翻译系统要足够强大，能以之向世界最重要的20来种语言获取信息，向世界200来种语言输出信息。研发这一翻译系统还有更为重大的文化意义，因为现在世界的学术语言已经形成了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近十年来，在SCI数据库中英语文献占了将近97%，在SSCI数据库中英语文献占了将近95%。如此局面不改，国人必须通过翻译来获取科学文献，汉语将很难成为世界的学术语言。开发这一系统，可以帮助解决国人获取世界科学文献的问题，帮助解决“世界知识的中文表达”问题。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科学，是培养各种语言人才、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学术基础。中国是世界语言研究的三大源头之一，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被称为“小学”，其研究主要是为读经服务的，是经学的翼羽。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语言研究进入到现代时期，语言成为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但是直到今天，我国在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中，语言学还没有独立，仍是“小学”的衣钵，文学的附庸。中国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教育，以语种为藩篱，分割在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中，外国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下面仍然被语种分割开。而国际上，多数大学都有语言学系，或独立设置，或在哲学、法学、医学、心理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院里。正如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工具学科一样，语言学也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工具学科性质。在当代的科学发展中，语言学已经超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进入到科学技术领域，而且与许多学科正在快速地交叉互融，形成一批批交叉学科，因此，语言学也是许多学科的学生必修课。

　　当前，我国高校正在开展的“双一流”建设，与语言相关的一流学科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现代语言学”。这四个学科名目逻辑上显然不能自洽，反映了我国语言学学科设置亟须完善，也反映了用旧有的学科观念包容不下今日之语言学。完善语言学的学科设置，是发展语言学事业、培养语言人才的需要，更是为“一带一路”铺路、为国家走向世界做好“先行”的需要。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1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