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学以成人”的丰富内涵

　　本期主持：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期主题：如何把握“学以成人”的丰富内涵

　　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拥有118年的历史，是全球哲学界最大规模的学术盛会。在北京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是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体现了全球哲学和思想界对中国话语、中国声音、中国价值的重视。全球最为活跃的哲学学者将在“学以成人”的主题下展开多元和包容的探讨。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比较哲学的视角理解多样和谐的哲学反思价值、哲学的持久生命力与人文关切、中国哲学视域下的学以成人的角度出发，深入诠释了学以成人的内涵。

　　学以成人的通释和新解

　　作者：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1900年在巴黎召开，引领当时思潮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曾担任国际联盟设在巴黎的“国际知识文化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将近120年来，世界哲学大会努力实现人类心灵共同体的理想性，见证了从世界大战到经济全球化、从西方哲学单极化到世界各国哲学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就其目标和性质而言，把世界哲学大会称为思想界的奥林匹克赛会，或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奥林匹克比赛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各国运动员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争当世界冠军，而世界哲学大会的精神不是竞争，没有“世界冠军”。如果现在世界哲学大会也需要一个口号，我想应是“更多样，更和睦，更美好”。上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希腊举行，本届转移到中国。哲学界有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认为人类文明的突破发生在“轴心时代”，中国地处东边，希腊处于西端，按照这个说法，不妨把世界哲学大会想象为横亘在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词“学以成人”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话题，早在“轴心时代”，孔子和苏格拉底就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了这个话题。

　　一

　　《论语》中的“学”有多层含义，从哲学的观点看，孔子论学可被分析为循序渐进五个阶段。先是初学阶段，《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学”“习”指经常温习夫子的教诲，在熟记消化前人知识的基础上“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第二阶段的“学”，指不但对外物“多识”而能“一以贯之”，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孔子对同时代沽名钓誉的学风感到失望，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解释说，“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美其身”“一可以为法则”，而“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为满足他人胃口甘当“禽犊”。用现在话来说，“君子之学”升华自身，以自律为普遍的行动准则；而“小人之学”媚俗取宠，骗取名利。这些思想堪与康德的道德哲学相媲美，而孔子进一步提出更高要求。孔子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向他人学什么呢？孔子接着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第三阶段的“从善之学”是向他人学习，他人的好处要效仿，他人的不好之处要引以为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的第四阶段是“成人”之学。孔子列举的“成人”品格包括“知”“不欲”“勇”“艺”和“文”，“成人”的行动准则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皇侃注曰：“久要，旧约也。平生者，少年时也。”），恪守年少时的志向和承诺，终生不渝，“亦可以为成人矣”。就是说，“成人”不等于“成年人”，而是成熟的、完全的人格。“学”的最高阶段是“修己安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连尧舜也不能做到，但仁人志士不妨而且应该把“内圣外王”作为理想来追求。

　　在“学”和“人格”等话题上，苏格拉底和孔子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不同层次上谈论爱智慧。一是，自然城邦护卫者的学习好比猎犬的训练，“爱学习和爱智慧是一回事”，这相当于孔子所说“不亦说乎”的初学。二是，在灵魂中，爱智慧是理性控制欲望和激情的节制，以及指导灵魂各部分和谐状态的正义，这相当于“为己之学”。三是，在正义城邦中，爱智慧是立法者、辅助者和生产者各司其职，或用中国经典的话来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各司其职而竞相为善的正义，相当于“从善之学”。四是，哲学家爱智慧是爱真理，爱美本身，爱善本身，本性爱智慧的人成为哲学家，经历了艰难曲折、上下求索的学习过程，最后实现了少时天赋，成为“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的完人，这相当于“成人之学”。五是，苏格拉底问道：“难道不是只能把国家托付给这样的人吗？”由此得出“哲学家王”的结论。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结论只是一个理想，“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有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与政治”。不能不看到这个理想与“内圣外王”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孔子和苏格拉底当然有很多差异，我们之所以强调他们的对应和趋同之处，是为了以两人为例说明，无论孔子格言式的教诲还是苏格拉底戏剧式的对话，都属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世界哲学的原初形态，他们的智慧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资源。诚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在“轴心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君子”或“爱智者”只是少数精英或绅士，但古今中外哲学家们提倡精深学问，致力于塑造人格尊严的认识和实践，在历史长河中如同涓涓清流，不绝如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生产发达、科学昌明、人心思变的时代，便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17-18世纪，孔子的“成人之学”传播到西方，“孔夫子学”成为中国思想的标记，在西方风靡一时，为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西方的“中国之友”借助中国古代人文道德批判压抑人性的神权统治，用变易通达的历史观取代神学命定论。西方人本主义的启蒙哲学原本得益于中国传统思想，然而，它不久就遗忘了中西会通的源头活水，走向“欧洲中心论”。

　　二

　　马克思首先突破了西方的狭隘境域，不但预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且展示世界哲学的前景。马克思在1842年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马克思所说的“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指哲学史上一个个独立的体系，哲学体系无谓的相互攻击陷入哲学危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把哲学史研究转型为引领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先进文化的“活的灵魂”，为哲学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虽然马克思实现了西方哲学史的根本变革，但西方哲学与东方各国哲学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发展，却是一个难题。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为解决这个难题做出示范性的努力。胡适、冯友兰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创立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而中国哲学史被确立为世界性学科，戳穿了“中国古代无哲学”的神话，又反过来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没有中国哲学史这一参照系，研究和理解西方哲学的结果大不一样。冯友兰在“人生境界”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的贡献。他说：“哲学的功用是训练人成为完人，完人的最高成就，是与宇宙合一。”“完人”即孔子所谓的“成人”；冯友兰亦承认，“与宇宙合一”不必是“神秘主义”的圣人境界，而是“在日常生活之内实现最高的价值，还加上经过否定理性以‘越过界限’的方法”。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越过界限”，就是要突破自我，向他者学习，既要突破哲学史上独立体系的界限，向其他哲学体系学习；也要突破自身文化的界限，向其他文化传统学习；还要突破哲学学科的界限，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学习。撤除了自我设定的藩篱，哲学的过去与未来、思辨与生活、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学科领域，就能够相互学习，彼此会通。

　　三

　　求同存异是不同国家和文化相互学习、共同前进的原则。当代中国哲学家无不思考中西哲学同异问题。唐君毅在《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中说“人类文化之前进实赖殊方异域之思想”，为了在人类不同民族哲学思想中找到“其汇归之交点”，就要“知其大异者，进而求其更大之同”。古今中外哲学思想千姿百态，分殊繁复，从其大异而求更大之同，确实是求同存异的不二法门。各国哲学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都有“大异中更大之同”，从学以成人的话题看，这个最大公约数指向人的独立和尊严。由于“学”主要是道德人格的塑造过程，古代士人大多有强烈的人格独立和尊严感，他们中的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称作“中国的脊梁”。马克思则把康德的“绝对命令”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把人的尊严学说归结为自由解放的实践。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可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20世纪伊始，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的真理。比如，梁启超把《大学》中“新民”与西方近代哲学融会贯通，把培根、笛卡尔的贡献归结为“摧陷千古之迷梦”，“自破心中之奴隶”，做到“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既不当中国旧学之奴隶，也不当西方新学之奴隶。熊十力则要使中国礼制“脱去封建之余习，则其制礼也，一本诸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人人各尽其知能，才力，各得分愿”。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的主题，为各国哲学家和思想者提供一个框架，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理想和世界哲学更多样，更和睦，更美好的愿景。

　　学以成人与哲学何为

　　作者：谢地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际哲学联合会执委）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对此，学界内外不少人很诧异，这么朴实的一句话如何能够成为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

　　回想起来，2014年的秋天，世界哲学联合会几十位执委聚集在北京大学人文苑，为确定这届哲学大会的主题确实展开过激烈争执。各位执委的提案、建议和意见既代表各国哲学学会的想法，也反映他们各自对哲学的理解。各方想法自然就会相差很大。当杜维明先生提出学以成人的建议时，立即招致一些执委的反对。理由十分明确：自1973年第15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始确立主题以来，连续8届的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都是描述性的，而这个提议则有鲜明的东亚，尤其是中国思维的特征，是一种规范性的论题，而哲学大会更需要开放、描述性的主题。由此看来，这场争论已经不是简单地确定这届大会的主题，而是直抵如何理解哲学的本质和作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了。这场争执的结果大家已经知晓，但它的更深刻意义在于，在世界范围内对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东西方哲学思维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传统哲学虽然也有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等内容，但并不把这些内容截然划分开来，而是平行组合在经、史、子、集之中。我们的学问重点是基于经验事实基础上的道德教育和社会理想的塑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修齐治平”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把学术研究与个体体验和社会实践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所谓学以成人，恰恰表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即注重对人的道德、情感、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教化，注重家庭和社会伦理纲常的保护，注重个人对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奉献。在很大意义上说，学以成人的观念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即使在“五四”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化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这个观念仍然是我们的精神核心和价值基础。

　　反观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时期就确立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哲学首先是一种“爱智求真”的活动，为此就需要一整套严格求证的方法：首先是界定概念，然后是假设前提、制定逻辑规则，接下来就是层层分析、论证和判断。这样，哲学就成为“各门科学的科学”。虽然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理念，康德高扬了“人是目的”的大旗，但注重对人自身的研究只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哲学从来不能与“人学”画等号。特别是近代以来，受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哲学被要求仿效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为基础，以描述经验事实为内容，以获得实用效果为目的，希冀建立一种以获得知识的确切性和可靠性为目的的学问。由此在19世纪就产生了实证主义思潮，经过“内在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持续推进，在20世纪上半叶进一步发展为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20世纪30年代后，分析哲学成为英美哲学在20世纪的一个主要倾向，并由此表现出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截然不同的目标和风格。在他们那里，哲学不再是关于观念论、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的学问，而是集中于语言、分析、逻辑、意义等问题上，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意义的澄清和辨析。分析哲学在充实、完善哲学的分析手段、提高哲学表述的精确性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由于把逻辑和语言看作是整个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把哲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当作了哲学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大大降低了哲学探寻事物本真、追求真理、人文关怀的本质。对此，在20世纪，不少欧洲大陆哲学家就提出异议，指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虽然推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但它们取代不了人们对自身存在和超验问题的关心，更阻挡不了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胡塞尔提出现象学就是要“直面生活世界本身”，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则是把“拯救地球和人类”当作自己的使命，及至列维纳斯更是基于对“他者”的尊重而要求把伦理规范当作“哲学的第一本位”。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本质及其作用的不同理解，不可避免地对全世界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哲学在过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从北京大学成立哲学门那天起，现代中国哲学就是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构建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所以，我们的哲学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有西方哲学的元素。我们的前辈们从一开始就不甘心简单地模仿西方哲学，而是试图探索出中国哲学自己发展的道路，其核心就是要将我们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中华文化的传统结合起来。比如，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既有汉学家解读中国经典的方法，也运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冯友兰的目的就是要打通中西哲学。贺麟先生早年受王阳明哲学影响，后来主要研究和翻译黑格尔哲学，他的特点是将朱熹的心性之说和黑格尔的哲学精神予以比较，强调哲学文化与人生是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彻底清算“文革”时期把哲学片面理解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军对垒式的斗争，一方面注重学习、吸收当代外国哲学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强调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前些年出现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是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予以反思和检讨，我们由此加深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异同，而且还看到学以成人这个带有浓厚中国哲学元素的主题是与西方哲学中“人文主义”的观念高度契合一致的。这是因为，东西方哲学虽有差异，但不论是描述性的表述，还是规范性的要求，说到底，哲学的本质和作用就在于促进人的存在。如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技术而技术，那么，恰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哲学若是满足于用逻辑方式来揭示语言的结构，在当今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现在在英美，新实用主义的抬头，心智哲学的兴起，都说明世界哲学又面临新的转向。因此，学以成人与“哲学何为”是相通相连的，它们的指向都是以促进人的存在为己任的，它与世界哲学的新转向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这是哲学的本质之所在，它的主旨很明确，就是求真、至善、唯美。“求真”乃是探索万事万物的本相、追求跨越时空的真理，这是人类认知精神的本质，也是哲学得以兴起和发展的缘由。“至善”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最高目的，不只是如儒家所说的明德亲民、正德厚生，而且还像康德所提倡的那样，让每个个体的意志准则始终能够同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这样，人类由无数个体组成的部落、民族、国家才能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才会真正拥有那种无私无欲、互爱互助的无比崇高的道德生活。“唯美”则是在真和善的基础之上，超越于世俗生活的一种向往，是人类精神期望得以驻足休憩的一种理想境界，它导引人们永不满足、不断奋斗，去追寻那种融精神内容与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绝对永恒的精神家园。

　　所以，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它教导世人要学会怀疑，独立思考，辨别善恶，反抗世俗偏见，听从理性律令；哲学帮助人们诊断痛苦和欲望的脉搏，制定出摆脱精神苦难、谋求快乐人生的方案；哲学要让世人努力寻求智慧、远离愚蠢，要学会如何去过健康而快乐、平凡而善良的生活，应对和战胜常人不可克服的苦难。这就是哲学的作用，这就是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哲学视域下的学以成人

　　作者：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主题太中国化、太儒家化了，对“世界哲学”的广大、深邃会有减损。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哲学门类很多，内涵极为丰富，而中国哲学的长项在人生哲学，特别是儒家，始终把学以成人放在首要地位。但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充分考虑了世界多元文化的需要和当今世界的紧迫形势后确定的，很恰切，很适时。从大处说，人猿相揖别，从草昧到文明，它的分界就是有了逐渐清晰的学以成人的意识。从小处说，“哲学”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着眼点放在帮助人实现美好生活与和谐发展上，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学以成人。西方哲学起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惊异”。而当古希腊的大多数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自然哲学，探究万物的本原和法则时，苏格拉底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警示，要哲学家探究人的本质，人的活动规则，人的诸如公正、虔诚、明智等德目的定义。但西方自然哲学的传统太深厚，逻辑学、知识论对其他门类影响太深，以至于西方伦理学更多的是从理论上探讨何为人、何为善、具体道德项目如何定义等，对修养功夫的讲求相对较弱。自从基督教在西方广泛传播，西方哲学更把修养实践归入宗教，伦理学的实质是对共同订立的契约的遵守。但因为西方深厚的法律意识、宗教意识，学以成人仍然是人们的一般追求。在西方现代哲学体系中，科学与人文仍然是两大系统，从中衍生出了许多交叉学科，人文科学的方法受自然科学方法影响很大，如西方现代哲学的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

　　一

　　中国哲学自始就关注人，它的主要成就毋宁在学以成人上。人文的早熟与发达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周易》中即有“人文”这个概念，它的内涵是“文明以止，人文也”，即用各种文明成果来内化、熏陶、造就人，使之达于各社会发展阶段应有的高度。并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不仅是少数士君子所具备的品德，也是通过教化使全社会具备的品德。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的全部注目点皆在学以成人。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是基础，立功立言是它的自然推出、延展。孔子一生都在教人成就此理想人格，他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崇德广业”，即内以成就德性，外以建立功业。孔子自己“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教导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担忧弟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并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弟子概括孔门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弟子学有所长，著名者如“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皆学以成人的佼佼者。此后孟子、荀子等大儒遵循孔子的基本路向做了适合各自时代条件的发展。经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洗礼，至宋明学以成人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强音。宋明理学吸收道家、佛家在宇宙论、心性论上的成果，创建了一整套学以成人的理论。它的天道论除了探讨万物本身的性质和法则，更为人性论建立了形上学的基础：“天德之大德曰生”是人的善性、人的仁爱之心的天道根据，“天命之谓性”；而人性论又是修养论和治国论的根据：“率性之谓道”。理学大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学以成人的集中表述。中国历代哲人是这一理想的践行者、示范者。

　　二

　　不仅儒家，中国哲学的其他派别也无不以学以成人为归宿。如道家，虽然老子讲“绝学无忧”，讲“绝仁弃义”，庄子讲忘世，讲逍遥、齐物，并抨击儒墨，实际上他们的最后归宿也在学以成人，不过欲成就不同于世俗的另类人格：胸怀洒落，境界高迈，去粘除滞，超然物外。并以清醒的头脑、清白的操守保持对世界种种污浊的批判。成就此种人格理想，也须学以成人，不过是另类的学、修而已。又如墨家，其理想人格以关怀下层百姓，解除民生疾苦为首务，所以墨子倡导非攻、兼爱、尚贤、节葬等，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厚葬久丧。即使它的“天志”“明鬼”，也是借用天的意志、鬼神的力量对种种社会暴行进行惩罚，为万民兴利除害。法家视儒家的礼乐教化为不急之务，主张治国须严刑峻法，任官须综核名实，主张培养一批懂法执法、不畏权贵的人才，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名家是一批精于辨名析理，以概念分析为务，长于形上思辨的人，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他们的学以成人，是成就长于逻辑学和知识论，不注目于具体政事方略的思想家。阴阳家专注于阴阳、五行，重视阴阳两者相反相成，动态平衡；五行相生相克，既是构成事物的质素，又是事物的形态特征；阴阳五行构成一个框架，用之范围一切，笼罩一切。这六家是先秦诸子中最具原创性的思想派别，是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中国哲学博大丰富，波澜壮阔，是由于思想家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精深思考，百家争鸣，不拘一格，中国哲学园地才这样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所成就的人才才不千人一面，各著精彩。

　　中国哲学中的学以成人，不仅是成就一种技艺，更多的是成就全面发展的人格，《庄子》庖丁解牛所谓“由技进道”。中国学术是合真善美为一的。真给予人的是事物的规律、法则，而通过比类、连通、体证、象征等思维方法，规律、法则变成了道德原理，真同时具有善的功能。善所带来的崇高感、充实感、慰藉感同时具有美的品格，这就是境界的超越和人格的升华，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国哲学真善美合一，哲学中包含着某种宗教因素。因为没有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中国哲学对于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不是靠信仰而是靠理性，不是靠皈依而是靠自立，所以格外重视学以成人。

　　三

　　学以成人，重在“学”字。重视人格修养，重视人的综合品质，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实际能力的儒家，最重视学。教育是儒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孔子是教育家，一生以文王、周公为楷模，以仁、礼、忠、恕教学者，自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并整理古代典籍，作为教学范本，传之后世。孟子以传承儒家学说为职志，以大禹、周公、孔子为效法的榜样，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为首务，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为培养目标，倡导以“鸡鸣而起，孳孳为善”的勤苦精神去学习。荀子作为孔子之后最大的教育家，对学以成人有深切论述。荀子主张性恶，就是为了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以《劝学》为著作的第一篇，也是要突出“学”的重要地位。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中关于修身、立本、行为规范等具体知识：“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修养自己，不是为了夸饰、卖弄，也不是为了谋取财利：“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学习要记诵、理解、思考、体验并重，注重各学习环节的融会贯通。通过学习，就可以解除思想方法上的种种蒙蔽，正确地运用思维工具。此后的中国教育，无不以先秦所创设的思想、理念作为遵循的方向和讲习的内容。

　　在目前世界范围内重科技，轻人文；重现实利益，轻人的理想、价值，由此造成种种社会弊病。这在当下的中国更具有紧迫性，学以成人的重提适逢其时。在新的社会背景、新的成人目标和新的学习形式的前提下，增强对学以成人的关注，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是大有益处的。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