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民（作家）
文人有时不好对着他人赞许自己的作品，可对家人，就有些发自深心的自信和表达。沈从文新婚不久，因母亲患病，赶回老家。途中许多时间是乘船。船行之处，是滋养沈从文的山水。他的心，不由地放开，有许多话要对张兆和说。于妻子没什么好隐瞒，对自己作品也不由地称颂起来：“吃饭以前我校过几篇《月下小景》（按，沈的作品），细细地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这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1934.1.15）
过了一天，沈从文再次言及此书：“《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说自己写作“聪明”，却不让人感到可笑。杰作在那摆着的。
沈从文乘坐的船停在河街旁边。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作品：“这种河街我见得太多了，它告我许多知识，我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从河街认识人物的。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真古怪！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做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1934.1.14）从“五四”至此的作品看去，沈从文说得虽然自负，却是事实。甚至至今，把这些人如此精妙、如此美地写入作品者，似乎未见第二。
过了一两天，沈从文又说到自己作品：“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今天读其作品，仍感到沈从文真有资格如此说。他当时以为自己的好作品有哪些呢？“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我预备选的仅照我记忆到的，有下面几篇：《柏子》《丈夫》《夫妇》《会明》。（全是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的，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龙朱》《月下小景》。（全是以异族青年恋爱为主格，写他们生活中的一片，全篇贯串以透明的智慧，交织了诗情与画意的作品）《都市一妇人》《虎雏》。（以一个性格强的人物为主格，有毒的放光的人格描写）《黑夜》。（写革命者的一片段生活）《爱欲》。（写故事，用天方夜谭风格写成的作品）”几乎一句话概括自己一种作品类型。自信满满，且深透、精当。
后来不写小说了，有遗憾。可仍有自信：“我每晚除看《三里湾》（按，赵树理小说）也看看《湘行散记》（按，沈从文名篇），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1956.12.10）一个人内心倘没有这点自信，如何写作？其他个别处，沈从文还在与他人比较中，对自己作品优长有恰切表述。不过已经超出题目限定，姑且不表。
另外一个可说说的是胡适。胡适一生，写下那么多造成影响的文字，可相关自己成绩的，却几乎找不到。那一辈人的谦抑，在骨子里。
胡适的大贡献，在以新思想开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他该有理由领得“头功”，可是，在1935年应出版社之邀编选的《建设理论集》（1917—1927）的“导言”中，却几乎见不到直接谈及自己的言辞，只能隐然感觉。譬如说：“《新文学大系》的主编者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俨然“舍我其谁”之态。对于提倡白话文的重要功绩，胡适仍未直接说，他只是引用了陈独秀的一句话：“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不肯全然领受。在谈到实际功绩时，他这般概括：“这二十年的白话文学运动的进展，把‘国语’变丰富了，变新鲜了，扩大了，加浓了，更深刻了。”虽未直接唱叹，可参与者的愉悦心情，还是藏掩不住的。
胡适直接谈及自己诗文的文字并不多，但却留有一整篇明言为《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
此篇文章虽然不算短，可真正说到自己的，也只有不多的几句。文章中，他引用了自己为侄儿思永的遗诗序里的几句话：“他（胡思永）的诗，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胡适觉得，这也是自己新诗的特点，所以总结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的嫡派。”具体说来：“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说自己作诗原则的第二条：“用材料要有剪裁……积极说，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第三条：“意境要平实。”他引了一首自己的新诗后说：“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慕的平实淡远的意境。”这算是说得最为直白的自夸了。
胡适的新诗（胡适旧体诗作得很不错），优劣与否我们暂且不去说，但出现在那么一个古诗文盛行的时代，的确可以深切体会到胡适自述的那种感受：“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他的虽不够成熟却颇有大效用的诗文，的确可以称为时代之“体”，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17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