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科举

　　作者：杨少涵（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

　　在中国经学史上，《中庸》从一篇普通论文跃升为一部必读经典，这个过程一直是历代学人津津乐道的奇迹。促成这个奇迹的决定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独特的考试制度，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中庸》已受到世人的特别重视。《汉书·艺文志》即有“《中庸说》二篇”的记载，《宋书》和《梁书》也记载南朝的戴颙和梁武帝曾为《中庸》作过注释。但这些文献徒留其目，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见最早的《中庸》研究文献应该是东汉郑玄为《礼记·中庸》所作的注解。《礼记》原本只是《仪礼》的补记附释，郑玄同时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作注，这就使得《礼记》开始脱离《仪礼》而独立行世。

　　在此后的官方考试制度中，《礼记》的地位得到加强。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置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周礼》《仪礼》《礼记》等“三礼”“皆列于学官”（《三国志》卷十三）。东晋元帝践阼之初，简省博士，“三礼”之《周官》《礼记》得以入选，而盛行于两汉的《仪礼》却旁落。这是经学史上《礼记》第一次越位于《仪礼》。《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篇通论性论文，随着其母体政治地位的提升，自然一荣俱荣。

　　科举制度肇兴以后，《礼记》的地位继续巩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考定《五经》，贞观十二年（638）又诏孔颖达等人撰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卷一九六）。唐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最后刊定，“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需要指出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经”增列为“九经”，《周礼》《仪礼》才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唐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侧重于识字记诵，进士侧重于杂文策论。唐制规定无论是明经还是进士，都要加试“帖经”。帖经相当于今天考试中的填空题：给出一行经文，贴住其中三字，让考生填写。这就要求全国考生对《五经》的全部经文必须烂熟于心。从这时候开始，《中庸》逐渐为天下读书人所熟知。

　　中唐以后，《中庸》频频亮相科举考试中。首先，科考试卷从《中庸》出题。贞元十九年（803），明经科策问第二道题中有“蹈白刃或易于中庸”一语，即出自《中庸》第九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十五）。其次，考官策问使用《中庸》词语。贞元二十一年（805），权德舆策问考生时曾使用了“尽性”“不敢作礼乐”“哀公问政”“文王无忧”“凝道”等词语，这些词语皆出于《中庸》（《钦定全唐文》卷四八三《明经策问七道》）。最后，考生答题引用《中庸》内容。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二十六岁的韩愈二度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作《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其中就引用了《中庸》第二十一章“诚明”“明诚”和第八章颜回“择乎中庸”的相应文句。

　　到了北宋，《中庸》的地位突飞猛进。科举考试不再局限于从《中庸》中摘引个别字词，而是直接以其文句命题。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而本届省试这一命题即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句话。十二年后的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国科举史上更是出现了一件创举：年轻的仁宗皇帝在皇家的琼林苑赐宴新科进士，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新登第的三百七十七人“人赐御书《中庸》篇各一轴，自后遂以为常”，并诏当朝宰相当众宣读，皇帝“候听终篇始罢”（《玉海》卷三四）。天圣八年（1030），又改为《中庸》与《大学》“间赐”（《宋会要辑本·选举》二之七）。自此以后，《中庸》《大学》两书轮换颁赐成为两宋科考定制。《中庸》《大学》的经学“新贵”身份巍然挺立。

　　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科举是他们改变命运、厕身官场的必由之路。《中庸》《大学》在科场受到如此显赫的待遇，对天下士子引起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和强烈的灵魂震动。正是在这种时事情况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当早年喜谈兵法的张载以兵策谒见范仲淹时，范仲淹却说“何事于兵”，并“劝读《中庸》”（《宋史》卷四二七）。此后的几十年中，政界要人司马光、理学宗师程颢程颐兄弟、文坛领袖苏轼以及他们的朋友学生，也都发表过关于《中庸》的专著、专文或专题讨论。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百三十多年后的朱熹殚精竭虑，先后草就《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并将两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逐渐代替《五经》成为新的经书系统。

　　当然，《四书》代替《五经》形成新的经书系统，《中庸》从而升格为新的儒家经典，仅凭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是无法完成的，这个过程也需要代表国家意志的科举制度来一锤定音。这一锤是在元代敲定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国子学，并定其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元史》卷八十一）从此以后，《四书》成为必考书，《五经》则降为选考书。这是“《四书》地位凌驾《五经》的一个表征”（叶国良等《经学通论》第六章）。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又就科举考试程式下诏曰：第一场考试经问或经明、经疑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从此开始，《四书》正式成为科考教材，形成了新的经书体系，而《中庸》完全独立出来成为新的儒家经书，也由此确定。

　　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是国家意志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庸》能够从《礼记》独立出来，跻身《四书》这个新的经书体系，除了其内具精深宏大的义理思想、外有佛老人士的推波助澜之外，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得到了王权的承认，从而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说，《中庸》的经学“新贵”形象正是借助科举考试这一国家行为，慢慢跃升定格的。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经学史视域下的《中庸》升格问题研究”[18YJA720015]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