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科举

2018-08-25 04: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杨少涵(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

  在中国经学史上,《中庸》从一篇普通论文跃升为一部必读经典,这个过程一直是历代学人津津乐道的奇迹。促成这个奇迹的决定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独特的考试制度,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中庸》已受到世人的特别重视。《汉书·艺文志》即有“《中庸说》二篇”的记载,《宋书》和《梁书》也记载南朝的戴颙和梁武帝曾为《中庸》作过注释。但这些文献徒留其目,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见最早的《中庸》研究文献应该是东汉郑玄为《礼记·中庸》所作的注解。《礼记》原本只是《仪礼》的补记附释,郑玄同时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作注,这就使得《礼记》开始脱离《仪礼》而独立行世。

  在此后的官方考试制度中,《礼记》的地位得到加强。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置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周礼》《仪礼》《礼记》等“三礼”“皆列于学官”(《三国志》卷十三)。东晋元帝践阼之初,简省博士,“三礼”之《周官》《礼记》得以入选,而盛行于两汉的《仪礼》却旁落。这是经学史上《礼记》第一次越位于《仪礼》。《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篇通论性论文,随着其母体政治地位的提升,自然一荣俱荣。

  科举制度肇兴以后,《礼记》的地位继续巩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考定《五经》,贞观十二年(638)又诏孔颖达等人撰修《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卷一九六)。唐高宗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最后刊定,“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需要指出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经”增列为“九经”,《周礼》《仪礼》才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唐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侧重于识字记诵,进士侧重于杂文策论。唐制规定无论是明经还是进士,都要加试“帖经”。帖经相当于今天考试中的填空题:给出一行经文,贴住其中三字,让考生填写。这就要求全国考生对《五经》的全部经文必须烂熟于心。从这时候开始,《中庸》逐渐为天下读书人所熟知。

  中唐以后,《中庸》频频亮相科举考试中。首先,科考试卷从《中庸》出题。贞元十九年(803),明经科策问第二道题中有“蹈白刃或易于中庸”一语,即出自《中庸》第九章(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十五)。其次,考官策问使用《中庸》词语。贞元二十一年(805),权德舆策问考生时曾使用了“尽性”“不敢作礼乐”“哀公问政”“文王无忧”“凝道”等词语,这些词语皆出于《中庸》(《钦定全唐文》卷四八三《明经策问七道》)。最后,考生答题引用《中庸》内容。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二十六岁的韩愈二度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作《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其中就引用了《中庸》第二十一章“诚明”“明诚”和第八章颜回“择乎中庸”的相应文句。

  到了北宋,《中庸》的地位突飞猛进。科举考试不再局限于从《中庸》中摘引个别字词,而是直接以其文句命题。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而本届省试这一命题即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的第一句话。十二年后的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国科举史上更是出现了一件创举:年轻的仁宗皇帝在皇家的琼林苑赐宴新科进士,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新登第的三百七十七人“人赐御书《中庸》篇各一轴,自后遂以为常”,并诏当朝宰相当众宣读,皇帝“候听终篇始罢”(《玉海》卷三四)。天圣八年(1030),又改为《中庸》与《大学》“间赐”(《宋会要辑本·选举》二之七)。自此以后,《中庸》《大学》两书轮换颁赐成为两宋科考定制。《中庸》《大学》的经学“新贵”身份巍然挺立。

  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科举是他们改变命运、厕身官场的必由之路。《中庸》《大学》在科场受到如此显赫的待遇,对天下士子引起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和强烈的灵魂震动。正是在这种时事情况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当早年喜谈兵法的张载以兵策谒见范仲淹时,范仲淹却说“何事于兵”,并“劝读《中庸》”(《宋史》卷四二七)。此后的几十年中,政界要人司马光、理学宗师程颢程颐兄弟、文坛领袖苏轼以及他们的朋友学生,也都发表过关于《中庸》的专著、专文或专题讨论。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百三十多年后的朱熹殚精竭虑,先后草就《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并将两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逐渐代替《五经》成为新的经书系统。

  当然,《四书》代替《五经》形成新的经书系统,《中庸》从而升格为新的儒家经典,仅凭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是无法完成的,这个过程也需要代表国家意志的科举制度来一锤定音。这一锤是在元代敲定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国子学,并定其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元史》卷八十一)从此以后,《四书》成为必考书,《五经》则降为选考书。这是“《四书》地位凌驾《五经》的一个表征”(叶国良等《经学通论》第六章)。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又就科举考试程式下诏曰:第一场考试经问或经明、经疑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同上)从此开始,《四书》正式成为科考教材,形成了新的经书体系,而《中庸》完全独立出来成为新的儒家经书,也由此确定。

  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是国家意志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庸》能够从《礼记》独立出来,跻身《四书》这个新的经书体系,除了其内具精深宏大的义理思想、外有佛老人士的推波助澜之外,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得到了王权的承认,从而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说,《中庸》的经学“新贵”形象正是借助科举考试这一国家行为,慢慢跃升定格的。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经学史视域下的《中庸》升格问题研究”[18YJA720015]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25日 11版)

[责任编辑:孙宗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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