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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也是人事——读《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

2018-08-29 03: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读书者说】

  作者:葛承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海上丝绸之路是近年新的研究热点。沉船发现、水下考古、外销瓷、海洋贸易,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与之相关的,商船分类、港口空间、建筑遗址研究等也纷纷兴起,传统的重人崇文的历史研究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急匆匆踏上海船,却发现对“海丝”沿线的港口城市知之甚少,即使对像广州这样古代重要海港城市也是雾里看花。

海事也是人事——读《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

清代广州港口画像 资料图片

  千年以来,广州这座海风吹拂、容纳八方的城市,如何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异域文明,中外文化的磨合相融如何悄然改变着城市的肌理,海盗抢掠与正常商贸如何竞争博弈,面对这些问题,很多研究者或是大而化之,空喊口号,或是回避史实,默然无语,读了这样的广州历史研究,犹如在海船上摇神荡意,晃悠晕眩。然而,蔡鸿生先生新近出版的《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勾勒出广州千年前的足迹,填补了许多人所不知的知识,令人耳目一新。

  一

  这本书首先破题,解读了“舶”字的来龙去脉,认为海洋史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舶”,尽管其语源众说纷纭,但都表现了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觉醒,“番舶”“蛮舶”“广舶”“昆仑舶”“波斯舶”都反映了海洋贸易的扩张。

  尤其精彩的是,作者从一般人不重视的古代海舶生活形态入手,探讨海事史上的人事本质。一艘入海放洋的船舶,就像是一个浮动的社区,带有陆地生活的烙印。比如说,古人出海航行如何备海粮,很难从传世史料中找到记载,作者却通过唐代鉴真和尚从扬州渡海去日本的一份海粮清单上,看到当时人的海粮结构,了解了主食和副食、生粮和干粮的搭配。由于远离陆地,缺乏可以补充维生素的新鲜水果蔬菜,所以水手们还携带甘蔗以减少患坏血病的风险。此外,该书还详细研究了舶人分工、淡水供应、海难救护、船舶联络、疾病防治、祈禳仪式和娱乐消闲等内容,避免了以往研究“见路不见人”“见舶不见人”“见货不见人”的弊端。

  围绕海上日常生活,作者从泉州南宋沉船中发现的象棋子和“南澳1号”沉船上的骰子、围棋子,观察古人如何排遣长期海航的沉闷,从沉船中清理出的铜质针灸针,观察古人如何在海航中治疗与预防疾病,进而关注到出海人的祈禳对象并不都是妈祖,在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海外贸易中,不同海域有不同的保护神,有的佛巫精灵杂糅,有的“天后”女神庇佑,在“七洲洋”和“昆仑洋”这样的海难频发区,更是飘荡着“海的哭声”。那些荒诞不经的祈禳迷信,蕴涵着人愿与天意“合二为一”的心理,是点亮人心的万神殿。

  二

  如果说千年前阿拉伯人所写的《中国印度闻见录》书中掺杂了一些对遥远国度的想象,那么,千年后的《广州海事录》对散失史料的考证“还原”与碎片信息的深度“修复”,则使千年来广州演变的纹路和轨迹充满了别样的活力与韵致。在古老的广州城里,急需填补的不仅是商行店铺和装卸码头,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广州海事录》让那些应该铭记在史册中的传奇人物被逐一发掘出来。

  作者敏锐地抓住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即新官制“市舶使”、新族群“昆仑奴”、新社区“番坊”、新舶货“琉璃瓶”以及新行业、新礼仪等,说明广州不仅是唐代市舶贸易的发源地,而且也是蕃汉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推广区。为了释证旧闻,作者考释“波斯舶”即“西域贾舶”,既爬梳了海内外史料记载,又利用墓志材料与出土银铤铭文作为实证,从而使岭南文化中的波斯印痕显现出来。

海事也是人事——读《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

《广州海事录—— 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 蔡鸿生 著 商务印书馆

  广州蕃坊人家,岭南的昆仑奴,海商的伦理,宋代蕃长的事迹,市舶宴的影响,以及“舶牙”经纪人的源流,举凡在市舶时代广州海事的种种景象都被作者纳入视野中,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前所发生的海外通商历史,在他的破解、释证下被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例如,广州、福建的海商都很“精”,亲生儿不下海,让养子去冒风险,这跟儒家伦理强调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差远了,经济利益突破了伦理教条。又例如,蕃坊里边居住着外籍人士,分析七八户蕃坊人家,就可看出海外风情社区的人文特征。从实质上看,广州蕃坊不是“化外之坊”而是“华化之坊”,不是自发的蕃人聚落,而是经官方批准的市舶制度与城坊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在《广州海事录》中,明清时代的研究占了一半篇幅,不少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例如最著名的瑞典“哥德堡号”,18世纪往返于广州与欧洲之间,近年水下考古在沉船内打捞出瓷器和茶叶,轰动全球。收入本书最早的一篇就是《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专写瑞典商人在广州“瑞行”经营生意的状况,得到瑞典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清代广州荷兰馆,是专门贩运茶、丝、瓷等外销货的商馆。蔡先生发掘史料,按照新航路发现后中国贸易的链条,考证荷兰使团在清廷“朝贡”体制下的活动,带来了计时怀表、千里镜、哈巴狗、荷兰豆等,画出了广州“舶市”独特的跨文化贸易长卷。

  广州既是市舶时代“朝贡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洋舶时代官方民间混合贸易的海洋城市。目前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些人喜欢骑鲸遨游、牵星飘洋式的大概念,而对海路的险阻和航行的艰辛视而不见,急功近利地划几条线,似乎就能破浪穿云、疾驰过海。已经85岁的蔡鸿生先生“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把历史上的“海丝之城”研究真正做深、做细、做实了。我作为蔡先生的“编外博士生”和白头弟子,对他的学术人生一直感佩不已,他将历史的符号融入时代的内涵,不只讲海丝路线,不只看出入货物,而是紧紧抓住最关键的人,“以人为本”既是全书的重点,又是把“海丝”概念实体化,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做成了人类生活的海洋版。

  蔡先生提出对历史研究的“热点”要作“冷处理”,精神产品的生产要学会“退烧”,应是我们时刻不忘的教诲。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29日 16版)

[责任编辑:孙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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