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在高原，播下现代医疗的种子
（报告文学）
作者：纪红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尕玛多吉（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一
说到宋燕，卓嘎眼眶瞬间湿润了。
个不高，有点胖，长得有些黑的卓嘎，其实是个乐观开朗、特爱笑的藏族姑娘。而宋燕，严格地说，她还算不上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队伍的“正规军”，她只是去年下半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为创三甲，临时从上海仁济医院消化科内镜中心护士长岗位进藏指导的“游击队”。
“宋老师援藏时间不算长，但她是最让我舍不得的一位老师了！”卓嘎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情感。她说：“宋老师把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了我，没有丝毫保留。”
卓嘎清晰地记得，2017年10月30日晚上10点多，宋燕来到日喀则，虽然卓嘎已下班，但一直在医院等她。2016年，卓嘎赴上海短期培训，曾到宋燕科室学习过。“所以一见面，我们都很激动，献过洁白的哈达后，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宋燕初上高原，严重的高原反应使她根本睡不着觉，血压110到160了，心跳也很快。但让所有人惊讶的是，第二天宋燕就出现在消化科内镜中心了。卓嘎说，本想着跟宋老师熟，好说话，但没想到第一天就碰了钉子。
插图：郭红松
“当时我正在简单地用自来水对内镜进行清洗，宋老师走了进来，板着面孔。宋老师问我，卓嘎你觉得你清洗消毒程序做得对吗？我先是摇头，然后说，我在萨嘎县人民医院时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宋老师说，如果内镜消毒工作不到位、不规范，不仅医院创不了三甲，还很容易造成病人感染。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宋老师经过门诊时，看到一名护士给患者抽血后，竟然没用棉签，而是直接用手按，都急得掉泪了。
“宋老师对我要求极其严格，消毒设施必须重新布置，必须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按程序做。开始我觉得这样做太麻烦了，也没必要，但宋老师从浓度测试、清洗流程到干燥台如何干燥等等，都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做给我看，直到我完全学会、理解为止。慢慢地，宋老师的耐心战胜了我的烦躁，我觉得她不容易，大老远从上海跑过来，就为教我做这些。想着想着，我甚至内疚起来。
“医院创三甲评审前，我很紧张，怕答不好专家的提问。宋老师鼓励我说，不要紧张，就按平常教的说，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你的错，是我没教好。评审时，我们科室高分通过，晚上宋老师还发微信表扬了我。宋老师完成了她的使命，1个多月后她返回上海。临走时，她握着我的手说，卓嘎，我拜托你一件事，你必须继续努力，把规范在医院普及开，主要是普及观念和思想，你要成为思想的传播者。我重重地点着头。
“今年6月中旬，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要在山东淄博举行内镜感染控制技术培训，宋老师打电话来鼓励我参加。我没有犹豫。宋老师是考官，毕业考试时，她看到我理论和操作都非常熟练，特别激动。我顺利拿到了国家级的感染控制合格证书。宋老师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拿到的不只是一纸证书，而是西藏医护人员的梦想与未来。’”
说到这里，卓嘎若有所思，仰望着湛蓝的天空，白云带着微笑，从头顶飘过。
行走在西藏高原，数百个宋燕，上千个卓嘎，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二
杨海明清楚地记得，那是2015年8月31日，一个藏族汉子抱着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走进了门诊。
藏族汉子个儿不高，黑黑的，但很壮实。他眼眶湿润，望着杨海明的眼神里满是渴望和期待。杨海明心想，这位藏族汉子肯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难题。藏族汉子说，他们是山南市人，女儿患了肺炎，已经在山南治疗半个月了，还是不见好转。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全家心如刀割。
小女孩咳喘严重，甚至不能平卧，只能依靠吸氧维持生命。杨海明迅速作出判断，这是一例明显的“气道异物”。经过胸部CT及气道重建，他发现孩子的左侧气管异物堵塞，并且位置较深，需要支气管镜才能取出。
其实气管异物是儿童很常见的意外伤害，在内地大多数医院，这都是一个可以迅速解决的小问题。但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杨海明震惊的发现，此前整个西藏从未有过气管异物的报告病例，当地医生甚至没有类似的诊断概念。
虽然只是常见病，但如果不取出异物的话，会反复引发肺炎，孩子要用好久的抗生素，肝脾功能会受到严重损伤，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给孩子造成一生的痛苦。
从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副主任医师岗位来拉萨市人民医院援藏的杨海明，博士毕业，完成了数千例气管镜手术，其中不乏许多颇具挑战的疑难病例。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海明找遍了整个医院，却没有气管镜。在院长于亚滨的协调下，另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个气管镜，不过做气管镜的专家出差了。
杨海明火急火燎地跑到那家医院一看，多年前获赠的气管镜由于搁置许久，机器已经落上厚厚的灰尘，甚至按键的弹簧都已经生锈，彩图系统也无法显示。有总比没有强！杨海明对这台旧机器整修一番，准备披挂上阵。但问题又来了，他们只有镜子，没有钳子。儿童气道狭小，在高原做手术极具挑战性，没有专业的工具想都不要想。院长于亚滨说，买肯定来不及，采购手续复杂，设备买来要几个月，人命关天，你只有求老东家北京儿童医院了。得知这一情况，北京儿童医院很给力，很快从北京快递了钳子，还有一个崭新的气管镜。
设备有了，但只有杨海明一个专家，连个助手都没有。这让院长于亚滨十分纠结，她知道消化内科有北京来的援藏医生，也是做镜子的，但毕竟此镜非彼镜呀。消化内科的几个援藏医生听说这个事后，主动请缨，要求给杨海明当助手。几个医生还向于亚滨保证，虽然做不了手术，但毕竟都是做镜子的，当个助手还是没问题的。即便如此，手术前，杨海明与几个消化科医生甚至吃饭时都在餐桌上进行反复的研究演练。
终于，手术开始了，气管镜缓缓抵达小患者的左主支气管，一粒完整的瓜子正随孩子的呼吸不断移动。由于在气管内长时间浸泡，瓜子体积膨大，小巧的儿童活检钳非常难夹住。
第一次，失败了；
第二次，又失败了。
杨海明做了一下深呼吸，汗水浸湿了衣服。
轻点，再轻点。夹住了！
杨海明屏住呼吸，和助手配合将气管镜和活检钳一起慢慢退出气道，孩子的呼吸立刻顺畅起来，效果立竿见影。
看到孩子马上就活泼起来，那个藏族汉子俯下身，把额头紧紧贴在杨海明的手掌上，久久不愿放手，抬头时脸上噙满泪水。
手术成功了！但杨海明心情却更沉重了，“难道今后每一台手术都要如此拼凑？”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利用这一年援藏时间，让气管镜技术在这里“扎根”！
几天后，杨海明带着当地医生、儿科主任邱全芳，拿着一个名为“西藏地区建立儿童气管镜室的必要性”的报告，走进了于亚滨的办公室。杨海明作了三点阐述，一是建立儿童气管镜室非常迫切，二是他有决心建成，三是他有决心把队伍建起来。于亚滨一拍桌子说，海明，这个方案很好，困难再大，咱也得干。
立项，科室的设计布局，设备采购，家具安装……在援藏医生、藏族同事及后方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全力支持下，一切都顺顺利利。其实，此时更重要的是传授技术。每周，杨海明都会给同科室的医生护士授课，从基础理论开始，然后进入模拟演练……春节前后是援藏干部回内地休假时期，杨海明也回了北京，但他带回了四名医护人员。从早到晚，他就带着这四名西藏本地的医护人员，围着气管镜转，手把手地进行床旁“实操”。
2016年5月12日，西藏第一家儿童气管镜中心正式成立并开展了第一台气管镜手术。随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心就成功完成气管镜术60余例，并完成了经肺透壁肺活检、气道狭窄球囊扩张术及异物取出术等复杂手术。让于亚滨放心、让杨海明欣慰的是，这60余例都是当地藏族医生独自操作完成的。看到中心红红火火开展起来，杨海明也安安心心回到了北京。至今，中心已顺利完成了400余例手术。
2016年12月20日，儿童气管镜中心的藏族大夫玉珍，从一个14岁大的藏族男孩肺里取出一个滞留了五年之久的笔帽，并做了根治性的治疗。
杨海明说，无须看过程，仅凭这个结果，就足以让我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气管镜在高原落地生根了……
随着援藏医生的到来，新建科室如雨后春笋般在高原冒出，虽年限都不长，但哪个科室又没有经历过蜕变的痛苦与艰辛呢！
三
与于亚滨院长首次见面，就感受到了她的干劲与直爽。
2015年8月19日，于亚滨从北京妇产医院来到拉萨援藏。当时中组部派了8支医疗队，共143人，北京协和医院等医院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北京、辽宁、上海、安徽、广东、重庆、陕西7个省市对口支持西藏7个地市人民医院，其中北京对口支援拉萨市人民医院。“8个队长，就我是个女同志，还让我干正职院长，你说我能不忐忑吗？”
其实最让于亚滨担心的是，这次由中组部牵头的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虽然规模扩大了，数量增加了，专业齐全了，但与以前的援藏模式相比，任务彻底变了。于亚滨说，原来医生援藏只给病人治病，这次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输血”向“造血”的转变，要建设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面对如此重任，说实话，当时我真的紧张得不行，我一直跟北京妇产医院的院长、书记说，我没有管理经验，能不能只挂个副职。书记安慰我说，组织让你干院长，是经过综合考量的，你安安心心、放开手脚干，北京是你坚强的后盾。说归说，但工作还是得自己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地干呀。你想想看，当时拉萨市人民医院320多名医务人员，我们援藏干部才十来个人，不显山露水，要改变他们的理念谈何容易呀。
于亚滨是幸运的。有着悠久建院史，又有过生死存亡经历的拉萨市人民医院，特别懂得珍惜和尊重人才。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院情况非常糟，当时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医院没有转型成功，而且一些早期来的内地老专家也纷纷内调回去，医院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连药品都没有。这让当时的拉萨市领导非常着急。为了改变医院管理混乱、人心涣散的情况，当时的市领导向对口援建拉萨的江苏省提交了派遣医院管理人员的请求。于是，时任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泌尿外科专家温端改，成为江苏省派出的第一任援藏院长，正式担任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一职。他很快理清了思路，摸清了医院的情况，并迅速提出对策，从内地请来专家，用两个月建章立制，确立了进二级甲等的目标……他救活了拉萨市人民医院。从那时到2015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江苏一共派了7任援藏院长。
于亚滨说，医院的业务发展，人才是关键，培养当地医务人员，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是我们医疗援藏工作的重点。我们采取团队带团队，专家带徒弟的方式，来实现“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每年都会组织拉萨本地大夫到北京参加学习培训，在临床实践中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拉萨本地大夫的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有了大幅提升。现在医院开放床位已经从257张增加至337张，新建急诊科、重症医学科（ICU）、血液透析中心、心脏重症监护室（CCU）、高压氧舱、感染控制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肾内科等12个学科，全部学科达到31个。门急诊量从9.6万人次增加至19万人次，几乎翻了一倍；住院人次从7332人次增加至10122人次，增加38.1%；平均住院日从11.4天缩减至9.7天，手术台次从2014台次增加至2583台次，增加28.3%；医院总收入由1.41亿元增加至2.69亿元。中组部陈希部长先后三次来拉萨，看到了医院三年来的每一步进展，评价我们取得了“格局性的变化，历史性的进步”。
刚来时，望着触手可及的白云，遥想三年该是多么漫长，而现在，三年援藏马上到期，凝练的却是不舍与对这片土地无尽的牵挂。援藏三年，于亚滨每天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白天处理行政，晚上处理文字；把身体不好的老公带上高原，自己照顾和调理，尽量把出藏学习和出差的机会让给同事；每周给体弱多病的父母、公婆打个电话，和正在上学的女儿视频聊天两次……
从北京佑安医院护理部副部长岗位援藏的张莉莉，无疑是于亚滨的得力干将之一。2003年北京“非典”时，张莉莉就主动请战，两进SAS病房；2016年7月援藏，一年后又决定延长一年。
她说，刚到西藏，看着新鲜而神秘的一切，有点兴奋与激动。但当她走进拉萨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到各科室转了一圈后，马上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张莉莉说，我到各科室一转，非常震惊。病房零乱，病人和家属有在里面席地而坐喝酥油茶的，有在里面抽烟的，甚至有在新生儿重症病房烧香的；打开库房，里面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简直就是个杂货铺；护士仪表同样不规范，要么没戴护士帽，要么没穿白鞋，要么戴着手链手镯。当时我想，这哪能行，必须整治，从仪容仪表抓起。
张莉莉说，抓规范，必然会触及他们的理念。当时我提出，所有护士，必须全部进行培训，只有培训合格才让上岗，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要一直培训，反复培训。但有的护士就是改变不了老习惯，总是过不了关。我着急呀，还拍过桌子，但有些护士不着急，反倒微笑着安慰我说，张老师，您别着急，我们一直这样。要改变他们的理念，不能说教，必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持之以恒，才能循序渐进。
张莉莉一边对护士进行培训，一边编写规章制度。她说，白天要培训护士，到处检查，哪有时间，只有利用晚上编写制度了。“那段时间，我接连编写了10本关于护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总共48万字。可能是太拼了吧，昏过三次。其中一次发高烧，烧到39.6度，呼吸困难，思维混乱。”
其实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都难不倒张莉莉，最令她担心的还是家中的二老。有一天晚上，她给在北京的父亲打电话时，感觉他是躺着在说话。“我问他，爸，身体没啥事吧。我爸说，能有啥事，我和你妈都好着呢。我相信自己的预感与判断，挂了电话，我立即给我爱人打电话说，你赶紧去一下，爸是不是出了问题。一个多小时后，我爱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只猜对了一半，爸和妈都病在床上，我按门铃15分钟后，爸才把门打开。也就是说，我爸从床上下来，走到门口，不到10米的距离，他走了整整15分钟。我爱人还说，老人床头放满了剩饭剩菜和水杯，他们之所以不想让我们知道，是不想让我们担心……”
此时，张莉莉已经泪流满面。
四
医疗援藏，就是在高原播下现代医疗的种子。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采访时，1983年就参加工作的消化科主任李群英介绍说，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开始援藏了，当时医疗队都是骑着马来援藏，他们不仅要到拉萨等地，还要到更遥远的阿里，路途迢遥，生活艰苦，前辈们毫无怨色地坚持下来，靠的是一种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鼓励着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在西藏高原抛洒青春与血汗。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不仅要传承精神，更重要的是播下种子。
在高原，种子破壳蜕变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其成长更是艰难的。去年我在山南隆子采访过郎宗老人带领藏族乡亲种植沙棘，在异常艰苦的高原雪域扎根生存的故事。我深知，在那片雪域高原，要让一粒种子成活，并生根发芽，何其艰难。而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要让种子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更需要种子的强大内心，以及辽阔的精神世界和巨大的创新精神。
让我们欣喜的是，无论是在西藏的首府拉萨，在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日喀则、山南，在被誉为“西藏江南”的林芝，还是在山高谷深、地形复杂的那曲、昌都，以及遥远而神秘的阿里，“种子”都已经生根发芽了。但稚嫩的她们，还需得到呵护，也会面临磨难。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第八批援藏干部人才总领队郭强介绍的一组数据，深深震撼着我们内心：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三年来，西藏332种“大病”不出自治区，1914种“中病”不出地市，常见病不出县区就能治疗；“1+7”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西藏7个地市人民医院）门诊量、住院量、手术量分别比2014年增长了17.34%、62.59%、62.59%；全区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比2014年分别下降了6.43‰、6.86/10万，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比2014年提高了8.47%……
无疑，这些用生命书写的数字，是艰辛与血汗，情感与温度，梦想与情怀，甚至生命的凝结！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31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