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家胜（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两个和解”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是马克思、恩格斯较早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恩格斯最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及这一观念；马克思随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这一思想并对之作了深入阐发。到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又几乎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回归这个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他早年关于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思想，进一步表述为通过人和人结成的共同体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的控制来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两个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明确指出，在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之后，人们就“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不仅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就十分重视“两个和解”的思想，而且在他们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又再次回归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在他们的整体思想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在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和冲突关系愈演愈烈的今天其时代价值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在理论上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是他们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义地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视为人类解放、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解放和福音，而且还使人类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更多和更普遍。
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绝非什么难事，但要找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就不容易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站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上，从不将资本主义带来的矛盾、危机、罪恶等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其开脱罪责，寻找替罪羔羊。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最符合人性，因而是永恒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不是由它自身造成和带来的，而是另有原因。他们不去“检验国家各个前提本身”，不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他们为资本主义找到的替罪羊是自然界，他们把人类社会存在着的一切罪恶包括贫困、疾病、战争和瘟疫统统归于自然原因。这些为资本主义开罪的学说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做的最为过分和最为荒谬。为了为资本主义辩护，马尔萨斯杜撰了一个所谓生活资料按算术级增长，人口的生育和繁衍按几何数增长的自然规律，并认为这一规律“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除了马尔萨斯，还有其他经济学理论如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学派也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重商主义把贵金属视为财富的象征，由于自然界贵金属的稀缺而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争夺，导致了人类的贫困、战争和苦难，在重商主义者眼中，金钱就是神，而自然界什么都不是；重农主义则把资本主义导致的灾祸归之于土地的稀缺和有限性，在重农主义者眼中，地产才是“唯一的”“主体本质”，而劳动是从属于地产的。总之，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各种理论都毫不掩饰地将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归之于自然界，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入手创立“两个和解”思想的。他们所做的批判就是要根本扭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意或无意犯下的错误：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要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必须变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公共所有制。恩格斯直指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绝伦，指出，如果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的话，那么，“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恩格斯为了驳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还援引了科学按几何数的发展和地球上大量存在的荒地来证明人类只要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并进而改变占有方式，人类自身和人与自然就能够实现双重和解。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恩格斯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并在一生的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核心思想。马克思则以男人和妇女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一致性。他说：“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资本主义制度把男人和妇女的关系变成了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是以这个制度把一切公共所有物如土地、共同劳动的产物、资本和劳动者自身等都变成了可以由私人占有为前提条件的。要解决男人与妇女之间的战争，或者说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变更为公共所有制才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才是实现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之间和解的根本条件。这一思想同样是马克思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思想。
二
“两个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之所以居于核心或关键地位，原因就在于，它直观而又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用社会共同体所有制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
理解和把握“两个和解”思想，既不能像早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那样，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归于自然界；也不能像今天的一些环境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那样，倒过来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关系归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前者是对自然界的蔑视和不屑，后者是对人的贬低。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就是他们既不了解人与自然的区分，又不懂得人与自然的统一。一方面，在他们眼中，自然界微不足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人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他们蔑视自然界，实际上就是蔑视自己；另一方面，他们看不到人是自然界中唯一的自觉力量，因而嚷嚷着要把独立性和自主价值赋予人以外的自然万物，他们这样做时，就只能敌视人，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祸患。
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自觉意识或类意识的存在物，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并非说人对这个世界有多大的权力，自然界应当臣服于人的统治和奴役，而是说明了人对这个世界，对自然界和他们自己承担着最大的责任。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危机，我们都只能从人类社会方面查找原因并解决问题。难不成人可以把问题、责任或危机统统推给无意识的、盲目的自然界？但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力量，人类实践活动作为一种自觉自愿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作用下却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变成了一种盲目的、与自然界没有了任何区别的力量，人的实践活动成为一种被动的、不堪忍受的苦役，因而也成为一种盲目的活动。所有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都源于人的质的“下降”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沉沦”。造成人的本质“下沉”和实践“沦丧”的原因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消灭私有制，不建立起由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不由这个共同体占有全部社会生产资料和由它来实现财富分配，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无法解决。这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表达并终其一生坚持的思想和信念。
当今形形色色的生态主义者，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虽然它们都试图从人类社会内部找寻原因和办法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但他们不是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一致性方面，不是从人是从自然界中生长起来的唯一自觉力量、因而对自然界承载着巨大责任方面，更不是从人的自觉自愿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乃是这两种关系变质和恶化的根本原因等方面来认识和解决问题，因而他们根本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上述立场出发，不仅为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有效路径和方法，而且得出了人类必将通过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实现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自然解放三者有机统一的乐观和科学的结论。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0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