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张鹏（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博士，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国传统画论、艺术产业等，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艺术评论文集《清谈与玄想》等。）
美术史家、美术批评家郎绍君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时常回忆起当年那个暮春时节，先生欣然接纳了我这样一个既非名校出身又无嘉贤荐举的考博学生。在困顿而迷茫的人生路口，他为我敞开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让我在长久的惊喜和感恩中再次领受学术的惠赐。
郎先生待人亲和，论学徐徐道来，在慈爱的神情与朴素的话语中，挺拔着关乎做人与为学的求实精神和恭严立场。做先生的弟子无比幸福，因为在读书和思考中遇到问题和困惑，几乎随时都能登门请益，有时畅谈良久，亲炙鸿篇妙论；有时仅三言五语，却闪烁着无限启迪。
记得当年，大到博士论文，从开题到成稿的数番讨论和修订，小到一张表格，上面的简短评语和签字，郎先生都审慎为之。我明白，笔下的每一个字对先生而言，都意味着责任。我自知谫陋，不敢妄谈先生的学术，只能说，自入先生门下，最让我叹服的就是这种浸透于研究事业方方面面的巨细无遗的严谨态度，也正是他常说的对学术必须怀有的敬畏心。这种信仰般的敬畏，又与化于质朴的严谨合二为一，构成了我跟随先生渐渐步入美术史堂奥的第一课。
郎绍君书法
个案的精研
郎先生早年一度对古代美术抱有兴趣，曾在苏轼的文艺理论、敦煌壁画、历代画论等课题上用力，也为研究生开过美术批评史课程，发表了相关文章。1984年，因工作需要和领导安排，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近现代分支）》副主编，还做多卷本《中国美术通史》的编委兼“现代卷”主编。
正是这两项重要的科研任务，成为偶然机缘，让郎先生在搜集材料和撰写课题的过程中，将关注点转向了近现代美术领域。198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论《论现代中国美术》，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以宏观的眼光反思了20世纪中国美术若干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在不断地思索和研讨中，他又将研究范围进一步集中于20世纪中国画史。
郎先生治这段画史，颇受业内推重的是他专注于艺术家个案研究。这也是他从宏观课题进入精微探究的一个方面。这些艺术家包括齐白石、林风眠、黄宾虹、李可染、陶冷月、方人定、陆俨少、萧俊贤、吴琴木、柳子谷、梁树年、石鲁、赵春翔等，先生或著专书，或撰长文，在史学思想、研究方法、体察立场等方面皆一以贯之。
独立的个案内部是艺术家个体生命史与其所处时代之艺术社会史的重叠与交融，不同的艺术家个案又在20世纪中国这一共存的文化时空中彼此映照，有广度又有深度地支撑起纵横连缀、血脉相通的20世纪中国画史。郎先生的这一努力具有学科开荒的意义，为我们能够更趋理性、清晰地理解这一百年的中国画史奠定了知识根底。
无论做宏观题目，还是做画家个案，郎先生最先遵循的原则都是提出并追究“问题”，处处渗透着“问题意识”。他在《我与美术研究》一文中说：“做个案便于深入，有益于克服‘大而空’，但个案不是罗列琐碎的材料，它必须提出并贯穿于材料血肉相连的问题，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真问题而非假问题。”
在郎先生的个案研究中，“齐白石研究”颇具代表性。《齐白石》一书从搜罗材料、运思撰写到出版发行，累计13年。随后，先生又主编了《齐白石全集》，为台湾的齐白石大展写了《齐白石的世界》一书，以及一系列齐白石主题文章。这些成果泽惠学林，更是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收藏家的必备读物。
其中，《齐白石》一书中将齐白石其人、其艺分开论述，以齐白石与社会大潮的关系、对官的态度、对宗教的态度、伦理观念和处事方式、农民气质与生活习惯、家庭与爱情、艺术发展历程、承传与独造、艺术的精神特质等一系列具体而实在的问题为纲目，史与论、解释与考述相得益彰。个案中的“问题”骨架，使个案增益了笃厚的史学价值和深广的阐释空间。与之相关，郎先生在指导学生做研究和写文章的过程中，对“问题意识”的倡导和强调也处处可见。
在20世纪画家个案研究中，郎先生的致力方向是“去蔽”，即追求真实、去除“遮蔽”，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貌。在《齐白石》一书的引言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这项研究的本意是“敞开”和“去蔽”，“以引出齐白石研究的新开端”，并不无自省地强调：“我们努力投下一束光，起到一点去蔽的作用。这出于需要，也是可能的。看到了齐白石的被遮蔽，就有了去蔽的前提，尽管求取光明的人，有时也造成无意的黑暗。”
“去蔽”的意义似乎不仅限于艺术家个案本体，它还是以独立的精神和公允的目光回眸这段历史的必要门径。郎先生清醒地看到，即使再努力“去蔽”，也不免有新的“遮蔽”，但这也正是艺术史研究所捕获的乐趣之一。
做个案研究，郎先生还主张个体微观体察与宏观史学叙述的深度结合，既有别于单一的粗线条的宏大叙事，又将中国画自身价值、精神性、形式语言等具体问题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相关课题内在融合。
郎先生说：“对历史和现实的符号把握、对思想和意义的追寻，离不开宏观叙述。当然，宏观叙述须和微观把握结合，论要以史为根底，作为文化研究课题的中国画与作为艺术研究课题的中国画要融为一体。”（《我与美术研究》）这种立足于文脉发展上的宏观叙述，使扎实有据的个案研究超越了史料开掘的层面，而深入到思想史的言说和艺术史的流变中来，微观和宏观达到了默契的交汇。
郎先生做个案研究自成一体，并且在我们这些门生的论文选题和研究兴趣中得以传承，如华天雪做徐悲鸿，杭春晓做溥心畬，徐翎做周肇祥，云雪梅做金城，张雁做黄胄，我做傅抱石等。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欲求穿越历史的烟云和层累的注疏，去真正靠近一个蕴藉着丰富人格和精神的生命个体，并与之从容对语，实非易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项个案研究无非是完成一场以主体人物为核心的自圆其说的叙事，并在这一过程中寻觅和检视研究者自我生命的栖息之所。只要闻获了这一声自我本心与研究对象遥遥相应的情怀合鸣，遒劲驰骤的壮歌也好，缱绻低回的婉曲也罢，似已足够。个案研究的材料较容易集中，相对来说，便于做到“竭泽而渔”式的搜求和清检，这就为下一步的系统研究奠定坚实而全面的文献基础。艺术家个案也并非是孤立而封闭的个体，他与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诸多领域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涉，从一个点能拓延为一个时空的横截面，恰是个案所处那一特定时期艺术史的切入口。这是个案研究得以绵延的学术生长点，也是郎先生鼓励我们以个案为起点坚持深入做下去的重要理由。
作品的深读
在画史研究中，郎先生高度重视对作品的细读和深读。他曾回顾：“我重视看作品，始于反复观看20世纪60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陈列。在天津的时候，我曾受教于古书画鉴定专家李智超先生，他对鉴定中‘熟看’（作品）和‘详查’（文献）的强调，给我很深的启示。四十多年来，我养成了认真看陈列、展览、画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著录的习惯。”（《我与美术研究》）
反复观看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品味其语言特质和精神韵味，最好能佐助于一些传统画论的滋养，渐渐深入到作品中去。郎先生认为，鉴定家解决的是艺术品的真伪，而美术史家还应该重视判别、鉴赏与品评作品的优劣。作品深读，是以对作品的熟知为前提，既有理性认知，也包括敏感的艺术品鉴能力。先生曾说“鉴赏能力的提高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既是美术史学者的职业关怀，也是以无数鲜活的作品串联成的艺术史的魅力所在。
郎先生的美术史论写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天津美术学院留校任教之初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其中不乏经典作品的赏读和当代美术新作的评介。美术作品的鉴赏文章一直贯穿于先生的写作中，他还主编了《中国书画鉴赏辞典》等书。
郎先生曾对我讲，描述好一件具体作品很不容易。我想，这应该也是美术史研究者的最基础入门工作。在实践中，我愈发觉察到，运用整体上准确、简洁而不失辞采的文字，客观、全面、情理兼备地描述一件作品，绝非人皆可行。而先生的著作中遍布着这样的作品描述，为我们磨砺这一基本功提供了学习典范。
在作品描述的基础上，积累必要的感性经验和理性判断，就可以对作品进行更为内化的释读。关于此，郎先生讲道：“理解者本人的条件、能力至关重要：唯有充分的主体条件，理解与释读才能既近于对象（作品），又富于创造性。”（《齐白石·引言》）这句话与陈寅恪先生的名言——“了解之同情”高度契合，强调了研究艺术家要以释读他创造的作品为依托，而“同情的理解”艺术家的所遇所感，正是深刻释读作品的前奏。
例如，前人对齐白石写作的大量诗歌关注很少，而郎先生对这部分材料的重视和探究远超前人，表达出对饱含人世飘零苦楚的白石诗和清新、朴茂的白石画，这两种作品文本互映关系的深刻认知。
再如，郎先生从林风眠的若干画作和文献中读解出，画家早年的失母、丧妻、丧子等苦痛记忆在其艺术创作中或隐或现地显露，并将这些作品的特征概括为“诗意的孤寂”，孤独中充满了美与力量。这样的作品释读既关照了历史和个体的真实，又将艺术的美感特质及其背后一份关乎人的血肉温情叙述了出来。
深读作品，既是艺术家个案研究的深入路径，也使美术史的细致而具有质感的书写成为可能。如《齐白石的世界》“食叶蚕肥丝自足——齐白石绘画艺术的渊源”一章，郎先生进行了翔实的作品分析，并以此呈现出齐白石向徐渭、八大、石涛、金农等画家的学习过程，通过细腻的作品比较，推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不是草草宏议或沿袭旧说。
谈到学习“八大”，郎先生先将今天能看到的齐白石摹仿或形似“八大”的作品广泛搜罗，结合齐白石40岁左右从民间画师向文人画家转型的特点，总结出齐白石当时是学习“八大”的冷逸画风、减笔画法和鱼、虾、鹤造型等几方面。
齐白石曾在1951年为自己的旧作《秋梨与细腰蜂》写过一段题跋，其中有“白石与雪个同心肝，不学而似”等语句。郎先生依此而提出了自己的辨析，他认为，齐白石以临摹“八大”向文人艺术演化，最终由于出身、性格、气质等原因，告别了“八大”的高冷而铸就了个人特有的艺术面貌，形成了民间趣味和文人格调的整合。这样的结论掷地有声。
郎先生认为：“研究中国美术史，不重视对作品的感受、对真伪的鉴定、对风格的辨识、对形式语言的透析，是无法入其门径，领悟其真谛的。”（《我与美术研究》）这说明传统美术史研究要以熟知和深读经典作品为根本。但先生并不是意图复古到张彦远或瓦萨里式的以艺术家、艺术品为绝对主体的叙述范式中去，而是在弥漫着各种宏大的文化研究、时髦的哲学观念等艺术研究方法的当下，呼唤美术史学者向最质朴的艺术作品的回归，重新培育对待作品的立场和能力。
基于对作品的重视，郎先生要求并经常带领研究生去博物馆、美术馆和拍卖预展上近距离细看作品实物，熟悉作品并提高鉴赏力。他会在每一件佳作前驻足良久，脸上跳荡着不可言表的兴奋和快乐。他大多时候都是边看边讲，一个展览走下来，已不知不觉自发集结了一群“好事者”紧随其后。
郎先生在作品前常谈及画史与笔墨，虽言语无多，却境界开阔，听其讲者，皆如沐春风。近时，先生因年事渐高，带学生一齐去看展览的次数减少了，但一直督促我们要大量看作品，积蓄读画经验。遇有好展，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依然会与我们同往。先生这种带学生去展场一起看作品、讲作品的传授法度，深深影响了我辈弟子，也成为如今我们指导学生用心观画的最重要方式。
求真的批评
郎先生的美术批评与他的美术史研究是二元共生、互为滋养的。一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画史本身就是一个前后贯通的浑然整体，当代美术发展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导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以，他对这段画史的深入查考自然会延伸到对当代画坛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是文艺理论争鸣的热潮期，郎先生身逢其时，审视彼时文化界和美术界的现状，撰写了若干颇具影响力的美术批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关注现状，介入美术批评，几乎是一种责任。”
郎先生的批评文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谈当代语境下中国画的生存、发展及其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如中国画面对的情境和主题、中国画的类型、中国画的笔墨、中国画的现代革新、中国画的教育以及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关系、新潮美术、现代艺术、民间美术、农民画等。另一类是画家的专题批评，如周思聪、李伯安、李老十、田黎明、李孝萱、唐勇力、尉晓榕等，他都写过重要的画评文章。
将30年间郎先生的这些批评文章一一读下来，可以看到时代的真实显影，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历史的烟云变幻和画坛的悲喜过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本身也成为历史。
郎先生的美术批评，最典型的品格就是“求真”二字。他曾说：“评论即研究，研究则应把事实（史实）摆在第一位……认真弄清一个简单的事实比盲目下一个伟大结论更有价值。”（《艺术评论的规范性与文风》）
郎先生写过一部关于当代画家李孝萱的批评专著《从写实到荒诞——李孝萱的现代水墨》，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讲道：“这本书集中表达了我对中国画革新探索的支持，但这支持不是没有限定、分析、选择、批评的赞美和追捧。热情肯定探索精神是一回事，冷静判断探索结果是另一回事。”这其实道出了先生从事批评工作的总立场——肯于说“好”，也敢于说“不好”。这在“表扬稿”式的文艺批评流行的今天，多么可贵。太多时候，都是说“好”容易，说“不好”难，尤其是让艺术家们平和地接受“不好”的指摘和评点，似乎更难。
很多艺术家们都说，郎先生的批评文章非常耐读，而且读完心服口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是先生确为知画、懂画之人，所以不论臧否，皆能说到肯綮之处。一味褒扬的批评，或善或美；坦言优长又指明不足的批评，才可称真。
郎先生在艺术批评中的“求真”，来自一份对待艺术的不可撼动的原则性，敢于挑战权威，不随波逐流，从真实出发，从艺术本身出发。先生平素蔼然、宁和，但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严肃以对。作为一位尊重历史真貌的学者、崇尚真诚的批评家，这一品质最难得，也最珍贵。
鲁迅先生曾评价陶渊明，不仅有“悠然见南山”的冲淡，也有“金刚怒目”的血性，此语恰与郎先生的性格存有某些相似处。一旦谈及不公不平事，先生温颜易色，每当此时，他清瘦的身影骤然高峻，一身坦荡凛然的文人风骨不容侵犯。
郎先生的批评文字中时常流露出对富有崇正、健朗之美的经典艺术的敬慕与怀念，对时下某些粗制滥造的艺术作品颇有微词，这也是他依循艺术史发展规律做出的“求真”的判断和预见。正如他在《重建中国精英艺术》一文讲道：“首先是对艺术精神性的追求，其次是对革新语言符号的探索，三是对艺术自律性的追求。这三个方面赋予它们以生命力，在历经蜕变、反省和种种磨难之后，就会走向成熟……也许这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它总归是要出现的，因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需要。”虽此文已刊发近30年，但在重估优秀传统文化与高倡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也依然不过时。
这就是真诚的艺术批评蕴涵的恒久力量。
学人小传
郎绍君，1939年生，河北定州人。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史论专业并留校任教，教授中国美术史等课程。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并留院美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专著、文集有《论现代中国美术》《现代中国画论集》《重建中国精英艺术》《守护与拓进》《齐白石》《齐白石的世界》《林风眠》《陶冷月》《自然的再发现》《从写实到荒诞》《郎绍君美术时评》等，主编有《齐白石全集》《陆俨少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中国名画家全集（近现代部分）》等。《齐白石》获文化部首届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重要学术活动包括：主持中国首届批评家提名展（水墨部分）及学术研讨会（1993）；担任香港虚白斋藏画国际研讨会执行主席（1995）；参加台湾“齐白石大展”并做主题演讲（2002）；应邀到捷克国家美术馆，对馆藏中国画做鉴定（2002）；策划、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我与先生：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谈郎绍君先生的治学，此文所述不及万一，仅就亲身所感，粗略罗陈。先生的学术理路还常常泽溉于对学生的培养上。他量身施教，以学生的性格特点、前期积累和兴趣追求等为基础，鼓励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的发扬。
郎先生曾反复引导和提醒我对观画实践的重视和读画经验的蓄植，还有写文章时对过度的文学描述等积习的纠正。这些极具针对性的教示，对于从古典文学转入美术史领域的我而言，都极为珍贵。
探讨专业、交流读书之余，郎先生常与弟子们畅聊宇宙人生，兴味到处，爽朗风趣之言笑频发。心绪清静之际，则展纸染毫，以书画寄托怀抱。于是，在学者的清刚、睿智之外，又平添了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与通脱，诚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甲午年秋，郎先生曾书“淡泊者乃能发豪猛”一语，出自苏轼“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送参寥师》）之句，其中深意，与先生做人、为学颇可相通。我毕业工作后，一遇闲暇，就到郎先生家里聊聊天，不管是科研还是生活，听先生说说，心里就满漾着温暖和踏实。回眸春秋几度，与先生相处的点滴感受已凝聚心府，无法尽述，先生待人对事的仁厚风范与治学著述的严谨态度让我等后学受益终生。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7日 16版）
中国·西安 202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