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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更自信 读者更懂行

2018-10-30 04:02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回望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更自信 读者更懂行

1979年,叶嘉莹(右四)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回望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学者更自信 读者更懂行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改革开放以后编纂出版的一部重要断代诗歌总集。资料图片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

  20世纪80年代,国门乍开,在国外已经积累了一些时日的各种学术思潮,同时涌入。一时间,人人争谈“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等轮番登场。在众声喧哗中,热了“文化”,冷了“文学”。

  “比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研究的材料。”在北京大学教授刘勇强看来,80年代文化研究的泛化,使古代文学常常成为其他学科的素材与注脚,“文学”的焦点却有所模糊。

  当“补课”告一段落,反思随之而来。

  “我们刚刚摆脱教条主义,渴望从外面学习新的思想方法,难免会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甚至盲目崇信。但当人们期待的新成果并没有如期出现时,我们也很快转向反思,回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中。”葛晓音认为,回归传统治学方法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传统中开疆拓土,努力探索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特色,“随着更多的国内学者走向海外,更多的海外著作被翻译过来,加上青年学者阅读外文文献越来越容易,原来单向的学习变成双向的交流,直到如今形成‘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的理念,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理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国内学者走向成熟的表现。”

  近年来,“60后”学者江弱水正尝试以西方现代诗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仿佛借另一个方向打过来的光,来烛照我们传统的诗词,以期发现其中隐含的一些因素、一组联系和一个序列”。“40后”的《文学遗产》原主编陶文鹏对这位后辈的著作《古典诗的现代性》印象深刻:“这部书论证了自南朝文学起,经唐诗里的杜甫、李贺、李商隐,到宋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已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连贯叙述及说教倾向的独特传统,立论新颖,分析作品细致。”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陶文鹏引用钱锺书先生的这句名言,期待青年学者努力做到中外古今融会贯通。

  3.走出象牙塔,开风气之先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2018年4月,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中,“外卖小哥”雷海为沉稳地背出了这两句李商隐的诗,并最终获得总冠军。雷海为火了,作为节目点评嘉宾的康震、王立群等学者也家喻户晓。

  40年来,大众对古代文学兴趣越来越浓、理解越来越深,从30多年前创办的《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杂志,到十几年前的《百家讲坛》,再到近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也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走近大众,传播学术。

  “古代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最近几年,刘跃进一直在为大众编选普及读物“古代诗词典藏本”,对此感受颇深,“我们推崇《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不仅因为其艺术成就,更因为这些经典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灵魂,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在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看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社会现实,不仅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学术自身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他把古代文学研究视为一种思想的操练,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通过体验操练的过程,不仅实现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而且带动大众感受古代文学中的精神世界。学者只有走出象牙塔,与社会现实生活良性互动,才能构建起健康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态。

  “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曾这样勉励中青年学者。走向成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与西的对峙少了,“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少了,学者们有了更高远的追求。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30日 09版)

[责任编辑: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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