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堂】
作者：傅达林（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军队司法工作系教授）
依法治军的价值与功能，体现在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捍卫，体现在推动治军模式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对军事权力的规范、对军人权益的维护，根本上都是为了塑造敢打必胜的一流军队。如果说普通法治重在保障权利维护尊严，那么军事法治则重在催生战力保障打赢，探究制胜之道乃军事法治区别于普通法治的根本所在。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军，应当鲜明立起战斗力标准，牢牢把握依法治军的“胜战”之维。当今世界，无战不联、无联不胜。联合作战究竟怎么“联”，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是联合思维的培育、联合指挥体制的塑造，还是联合作战机制的高效运转，都离不开法治的指引、规范、保障和纠偏。
参加澳大利亚“卡卡杜-2018”多国海军联合演习的中国海军黄山舰主炮射击时，目力观测部位官兵认真履职。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开启联合作战“1+1＞2”的密钥
思维理念是开启未来的钥匙。一支军队具备联合的外在结构，并不足以形成联合作战的体系功能，它最终取决于联合体系内人的思维方式。在许多大师设计的经典战争中，追究价值的统一、理念的凝聚和思维的养成，乃是开启联合作战的密钥。实践证明，正是一整套指向联合思维的法规制度及其有效运行，才将人类军事发展的规律予以规范化确认，以一种更有意识、更有目的、更有权威的理性建构，在不同军事力量之间聚气会神，塑造出“1+1＞2”的联合作战体系。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陆军上将麦克阿瑟等，就将联合作战艺术运用至登峰造极，尤其是在代号“冰山计划”的冲绳战役中，尼米兹创立了以动态海、陆、空三军元素融合而成的流线型结构，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精彩一笔。但是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美军在建军之初，独立发展起来的陆军、海军联合作战也障碍重重，从陆军“母体”中分离出来的空军一样未见起色。如何铸造出一个联合作战的全新作战理念，如何以思维变革再造作战系统，聪明的美国人选择了法制。从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战区联合司令部，到1986年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从1998年颁布新的《美军联合信息作战条令》，到2010年在汲取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教训后制定的《美军联合心理战条令》，在奉行思维先行、制度引擎的战略布局下，美军通过适时出台一系列联合作战法规制度，不断将联合思维根植入军队“大脑”。反过来，这种由法制确立的联合思维，在依法施训、依法行动的良好实施中，能够被不同军兵种的各级指挥员适当地主观化，从而衍生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良好行为方式。
陆军第71集团军某陆航旅直升机低空飞行，从难从严锤炼低空联合作战能力。新华社发
时代的风烟吹散了血与火的逐杀，却将胜战的法则镌刻在历史的星空。西方的价值观奉行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意志与自由，这与联合作战的理念存在先天性冲突。实践证明，化解这种冲突的最大秘诀就藏在法治之中。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凝固和思维培育机制，在不断的碰撞、磨合与积淀中，将联合思维理念注入官兵头脑并达到血脉相通的境界。新时代的中国军队，处在一系列现代化转型的急剧变革中，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联合作战能力制约。相比而言，我们的价值观在联合理念的凝聚上具有优势。新一轮军事改革也已重构了“战建分离”的新体制，初步形成了我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但是也要看到，适应新体制的观念变革远未结束，旧体制下残留的旧思维必将伴随着文化惯性而长期存在。例如在传统认知中，战区平时不决定部队的人事任命等关键性事务，那么如何保障对部队的有效节制和联合指挥？这种担忧其实折射出的仍是基于传统治军模式的旧思维。法治追求的是联合作战指挥权的有效行使，不能寄托于传统的非制度性因素，而是以严明军法确保各级指挥权高效落地。
可见，重塑思维是联合作战之“钥”。构建联合作战样式，从本质上说，就是打破自我、重新自塑、走向自新的思维革命。在构建联合作战体系时，如何将不同军事力量的秉性、气质与理念融于一体，不能单单依赖技术革命的自发逻辑。目前，我军联合作战仍然需要跨越思维这道“鸿沟”，在依法治军的谋划中冲破大陆军思维、单军种作战思维，养成一体联合、整体制胜的思维理念，通过一整套凝聚联合价值的制度规范，在不同军事力量建设中嵌入联合文化内核，完成从精神、理念到思维、意识等文化层面的战略转型，实现联合作战的思维变革和理念固化。
2.打通联合作战“合力制敌”的瓶颈
法治既是实现人与武器最佳结合的最优方式，更是实现不同武力组织聚合的最优方式。某种程度上，联合作战的塑造过程，也可视作从一种分散作战的单项秩序，整合为统一的复合型秩序，这恰恰暗合了法治本身所具有的秩序整合功能。依法治军在实现秩序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效能乃是从体制上打通“合力制敌”的瓶颈，并在相互抵牾的利益藩篱中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
要保证联合作战的顺畅、高效、协调、统一，关键是要建立科学、顺畅的联合体制，包括联合的领导决策体制、作战指挥体制、部队编成结构、作战保障体制等。不同军兵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和体制形态，打破这种体制壁垒和背后的利益藩篱，必须依靠法规制度的整合功能。以联合指挥体制为例，大凡成功实现联合作战的军队，都通过建立健全各种联合法规制度，明确各级指挥权限，形成高效顺畅的联合指挥机制。美军曾通过多条链路指挥，各军种分别听命于其军种主官，这种机制导致了军种之间的恶性斗争，其弊端在越南战争期间凸显出来，并直接导致了1980年伊朗人质营救的灾难性失败。1986年，美国颁布“国防部重构法案”，对军队的指挥系统进行了重新构架。该法案对美军指挥链进行了改进，由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直接指挥各联合作战司令部，从而越过了各军种主官，将曾明争暗斗的诸军种融入联合的大制度框架中。这种体制革故鼎新的优势，在随后的“沙漠风暴行动”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实践证明，法制向来是孕育联合体制的有机土壤。在前几次军事体制改革历程中，我军整体上仍保留了诸多传统体制痕迹，主要依据机械化战争作战要素和方式，确立和划分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决策权力，尚未注重从制度层面引导、确认体制改革成果。新一轮改革重构了新的领导指挥体制，军委实行多部门制，军种和战区实行战建分离，联合作战指挥链日渐清晰。但总体看，我军联合作战法规建设还相对滞后、比较零散，尚需从健全法制上打通“合力制敌”的体制瓶颈，破解军兵种之间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应从更高层次上加强军事体制改革立法，塑造并固化适应联合作战实践需求的新型军事指挥体制，依法建立起权限明晰、关系顺畅、运行高效的联合作战决策（咨询）、指挥和保障体制；另一方面，还需通过法治方式进一步畅通体制中的“堵点”，通过立法梳理好指挥链路，明确指挥权的单一性配置以及保障方式，对涉及联合作战力量要素的领导与管理职责进行梳理与重构，优化职责体系，减少决策层次，缩短信息流程，降低协调内耗，自上而下疏通联合作战的体制“经络”。
当今世界，陆、海、空、天、电磁多维一体，战略、战役、战术情报侦察力量纵向衔接，诸军兵种、各部队横向相联，依法治军必须打破传统军兵种的利益藩篱，确立一体化联合体制，才能将不同的作战力量“攥指成拳”。面对联合作战过程的日益强调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依法治军应塑造出一个催生战斗力生成与发挥的联合结构，为联合作战提供一套优良的治理制度和法治模式。就战斗力生成机理而言，无论何种形态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最终都反映到人与武器的结合上来，反映到以什么体制机制实现不同战斗力要素高效聚合上来，反映到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上来。因此，在完成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和力量规模结构改革之后，打好政策制度改革“第三场战役”，应将依法治军的重心放在联合作战体制塑造上，真正依靠法治解决各领域各层次“联而不合”的问题。
3.培塑联合作战“血脉相通”的基因
联合作战的培育与塑造，说到底是联合行为的规范与固化过程。实践中，这种行为规范不会自发形成，它需要通过法治权威将联合作战的要求反复作用于官兵行为，在诸兵种战斗员密切协同动作中，最终培育联合体制下的共同行为模式。由于不同军兵种、不同作战人员的行为动机不尽相同，传统行为习惯迥异，在作战行动中也会产生较大的行为差异。这在军兵种单独作战中尚无大碍，但却是联合作战的大忌。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精确打击、精确协同、精确指挥的程度要求较高，如果没有统一的法规制度约束行为，实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联合作战就容易陷入无序状态，成为“两张皮”。
现代社会，军事领域的分工更加精细化，武装力量发展为作战力量多元、组织类别多样的庞大体系，内部成员行为差异十分复杂。一体化联合作战，既涉及各军兵种作战部队内部之间的协同，更涉及具体的军事专业组织各种行动之间的协同。而且，现代战争作战节奏明显加快，作战行动转换频繁，组织协同时间缩短。传统机械化战争是“大鱼吃小鱼”，现代联合作战则是“快鱼吃慢鱼”。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攻击时间，海湾战争约1天，伊拉克战争仅需要10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靠什么将秉性各异的作战人员引导到一致的行为当中？在联合作战中究竟应遵循哪些行动原则？这不能单靠即时的指挥调动，而更取决于平时的法规制度建设和运行。依法治军既有助于全体官兵对联合价值更加系统的关注，对联合机理更有见识的讨论，从总体上引起适用联合作战规程的相应行为改变；又能通过发挥对行为的引导、规范、评价和制裁功能，促使各级指挥员在行动时谨遵联合行为规范要求，在长期的自觉行为中将联合作战思维理念引入军事实践生活，最终塑造出吻合联合思维、契合联合体制的行为模式。
当前，我军正处于联合作战突破性发展的机遇期，更加需要以统一的法规制度约束不同军事力量的各种行为，确保联合作战有条不紊、渐入佳境。应当看到，各军兵种和相关部门专业分工日趋细化，各级各类组织之间的行为差异不断扩大，因为组织结构、武器装备、作业程序、运行方式等的不同，各军兵种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变得相对困难。尤其是传统治军模式中强调指挥员的人格魅力，易导致同一军兵种内的不同作战部队都有各自的行为习惯，一定程度上产生联合作战的行为摩擦。在未来“无网不联”的信息化战场上，官兵如果没有养成自主协同、自觉配合、交链互动的联合行为习惯，武器装备再先进，也难以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体系作战能力。因此，我军联合作战法规制度建设，不仅要培育官兵联合制胜的理念思维和指挥体制，而且还要高度注重对微观行为的规训，通过建立和完善规范联合作战各项行动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形成高效顺畅的联合行动机制，将联合的基因融入平时的联训联演之中，融入每名军人的血脉当中。
总之，现代战争是一个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而依法治军则是以不变应万变、实现“头脑联”“体制联”“行为联”的元神经，为联合作战提供一套完整的塑造机制和行为模式。新时代全面深入依法治军，应当突出军事法治区别于普通法治的根本要义，着眼于一体化联合作战需求，从思维、体制、行为等不同层面确立起全面的联合作战法治体系，为释放战斗力生长要素、构建联合军事力量体系、保障部队联合行动提供坚强法律支撑，依法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联合精兵劲旅。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7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