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泰国家族的绵绵中国情

　　【特别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    

　　光明日报记者 付志刚    

　　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电视连续剧《海棠依旧》中，有很大的篇幅讲述周恩来总理和一对泰国小兄妹的故事。这对小兄妹就是来自泰国帕他诺泰家族的弯威（中文名常怀）和西林（中文名常媛）。

　　常媛的父亲桑·帕他诺泰是时任泰国总理披汶·颂堪的首席顾问和密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中泰两国友好作出过重要贡献。1956年8月，12岁的常怀与8岁的常媛一起来到北京学习和生活。对桑·帕他诺泰的这一双儿女，周恩来总理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1975年中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常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后，常媛的儿子常念周也像母亲一样从小来中国学习生活，长大后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日前，应常念周的邀请，记者来到了这个与中国有着不解情缘的泰国家族。

　　甫一进门，已年近古稀的常媛女士便步履轻盈地来到一楼，与记者攀谈起来，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谈起中国的话题更是神采奕奕。走进客厅，屋内的每一个角落都错落有致地装饰着与中国相关的器物。穿过客厅侧门，主楼旁的一间屋子便是常家的“泰中友谊之家”家庭博物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一段段翔实的历史记载，向人们讲述着这个泰国家族与中国的绵绵情缘。

　　图为常念周、常颂周（4岁）、常恩周（7岁）、常媛在家中合影，墙上的两张照片分别为不同时期周恩来总理和常媛的合影。付志刚供图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在众多照片中，有一张照片十分温情。照片中，邓颖超奶奶深情亲吻着一个抱在怀中的小男孩，他就是常念周。这一年是1978年，两岁的常念周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这个名字寄托着帕他诺泰家族对周总理深切思念的男孩，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985年至1987年，常念周在北京实验二小上学。“学校当时在手帕胡同，正在建新楼，我们在临时校舍上学。记得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中间生着一个大炉子”。常念周向记者忆起当年的往事，“中国一直在不断改变和进步中。你能想象得到吗，在那个年代，学校就配置了几台电脑。”实验二小的学习经历也为常念周后来考入牛津和剑桥攻读数学专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常念周先是进入国际投行工作，2001年，他创立了泰国战略六幺三公司并担任总裁，为外国公司进入亚洲特别是中国和泰国，以及中国和泰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在2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常念周亲身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常念周和他的公司曾为不少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支持。自2007年起，中国工商银行一直寻求机会收购泰国ACL银行，但由于架构和估值问题及收购49%非困境银行股权难以获得政府批准等原因一直未能成功。2009年，战略六幺三代表泰国政府参与了该项目。数月内，中国工商银行向所有ACL银行股东发出公开自愿收购要约，折合总价超过5.5亿美元。2010年4月，所有审批顺利通过，交易顺利达成。如今，工银泰国发展得很好，其总裁不久前刚刚当选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会长。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使常念周和战略六幺三受益匪浅。“我们是小公司，但我们的收费并不比美林、高盛等大型投行少。因为我们了解中泰两国国情，能啃硬骨头。”常念周自豪地说。

　　万客隆是零售行业的国际大品牌。它在中国的成功发展也与常念周有关。万客隆是第一家在华获得零售经营许可证的外资零售商，但是进入中国前7年的时间里万客隆持续亏损。2004年，战略六幺三受雇于万客隆的母公司SHV集团，帮助万客隆调整经营策略，重新设定经营重点，协助万客隆实现扭亏为盈，2006年下半年实现盈利。

　　在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常念周总是想方设法回馈中国社会。他常年致力于扶贫事业，自2004年起，成立常爱儿童基金会，定点帮扶云南省德宏县的几个贫困村庄。常念周对那里的扶贫进步有切身的感受。“当地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2004年，第一次从芒市到瑞丽，需要两个半小时，现在只需要1个小时。路修好了，东西可以卖得出去。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除帮助当地修建净水池等硬件设施，常念周和他的团队还发挥自身优势，教当地农民算账，培养理财观念。5年后，当地人均收入提高了240%。“中国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西方社会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都告诉我，日子比以前好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常念周十分严肃地说。

　　和新中国的秘密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泰国披汶政府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在国内实行反共排华政策，中泰关系一直在低谷徘徊。“朝鲜战争爆发后，泰国是第二个跟美国参战的国家。那时没有人和中国打交道。”常媛回忆说。常媛的父亲桑·帕他诺泰是时任泰国总理披汶·颂堪的首席顾问和密友。桑认为，在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泰国离不开美国。但是泰国应该同时与中国沟通交往，这是小国在大国之间的生存之道。他开始积极寻求和中国更多的接触。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给中泰关系带来转机。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泰国外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进行了会晤，并邀请他到住所共进晚餐，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政府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深触动了包括桑在内的泰国朋友。

　　1955年12月，借披汶访问缅甸的机会，桑代表泰国政府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柱明举行秘密会谈，签署一项联合声明，表明中泰两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项联合声明没有公开发表。此后，中泰两国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1956年至1958年，泰国来华访问的各类代表团多达24个。周总理对桑先生为推动中泰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家庭博物馆里珍藏着几封周总理写给桑先生的亲笔信。在1956年11月15日的一封信中，周总理这样写道：“这些友好的往来，是同披汶总理促进中泰友好的愿望，同你和泰国朋友们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你们在目前还很困难的处境地下能做出显著的成绩，是非常可贵的。”

　　备受关怀的北京岁月

　　虽然泰中关系有所改善，但泰国的官方政策仍是亲美反华。桑决定派泰国代表到中国生活和学习，做两国间的友好使者。1956年8月，12岁的常怀作为披汶政府的总理私人代表，8岁的常媛作为他的陪伴来到北京。对桑先生的这一双儿女，周总理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每一次写信给桑先生时，总理都用专门的段落讲述两个孩子的成长情况，让桑先生和家人放心。在写于1957年2月25日春节前夕的信中，周总理写道：“你的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在我出国之前，我会委托这里的中国同志们代我接他们回自己的家中欢度春节，使他们得到家庭般的温暖。”字里行间，饱含着周总理对兄妹俩的无限关爱。

　　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上海公报，两国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随着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泰国他侬政府也有意调整对华关系。恰逢1972年9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泰方想借此派要员到北京和中方接触。在找不到和北京联络渠道的情况下，他侬政府只好求助于帕他诺泰家族。常媛曾对媒体回忆说：“1972年9月，泰国政府派一位议员和常怀飞到伦敦来找我。那时离乒乓球比赛时间不到10天了，他们托我转交一封信给周总理。用了不到24个小时，北京就送来了周总理的邀请信。”此后的中泰乒乓外交非常成功，1975年中泰两国终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这是周总理签署的第101份建交文件，也是周总理签署的最后一份建交文件。”博物馆里的这一段文字饱含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

　　培养下一代的中国情结

　　如今，帕他诺泰家族几代人仍活跃在推动泰中关系发展的一线。年近七十的常媛仍然每月造访中国，或公务或访亲问友。常念周则几乎每周都去中国，已经走遍了中国所有省份。作为致力于推动泰中友好的帕他诺泰家族第三代代表，常念周现在是泰国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其有关中国经济的分析常常受到泰国政府、商界和媒体的重视。

　　而培养下一代的中国情结现在成为这个家族的头等大事。博物馆中有这样一张照片，家族第四代小恩周和弟弟常颂周抱在一起，后面则是一面照片墙。常念周对记者说：“这是两年前，我领着两个儿子重返实验二小，他们在我和弟弟念廖的照片前合影。每年我会带他们去中国两三次，待一个月左右。我们努力为孩子打下语言、文化和友谊的基础。在这个家庭里，奶奶和他们说中文，我也和他们说中文，小哥俩之间有时也说中文。”

　　“我认为要在潜移默化中，给他们灌输一种责任感：那就是这个家族与中国有着漫长的情谊。”常念周谈道，“我从小就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责任成为沟通中泰的桥梁。当然，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们长大了可以自己决定。再过两年，我准备将两个孩子送到北京上学，像奶奶当年那样，当个地道的中国人。”

　　（光明日报曼谷12月22日电）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23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