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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中坚“70后”

2018-12-31 03:0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孟繁华(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关于“70后”文学创作的种种说法由来已久,从世纪之交的“被遮蔽”,到前不久的“身份共同体”等等。时至今日,这些概括或印象,在70后创作实绩面前已成为过去。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70后”作家群体已经是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中坚:他们不仅占据了各大文学刊物的显要位置,而且占据国家大奖的份额越来越大。

  以鲁迅文学奖小说奖为例,自魏微《大老郑的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先后有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李俊虎的《前面就是麦季》、鲁敏《伴宴》、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李浩《将军的部队》、张楚《良宵》等获奖。“70后”逐渐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认同。在我看来,这有赖于这个群体对现实生活的不同介入方式,对中国都市文学的建构以及这个代际作家特有的文学感受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也遇到了不曾预料的问题。一些问题镶嵌在生活之中,是人们焦虑、躁动、茫然、没有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如果文学要表达和反映现实,就不能无视现实问题的存在。但是,不同代际作家对现实反映的方式并不尽一致。50后、60后作家试图通过底层艰难的生活境况反映现实问题,70后作家对现实生活介入的方式非常不同。对他们而言,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的时代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他们不曾有各种资源稀缺的体验,也没有情感生活匮乏的体验。因此,他们面对现实的时候,选择的不是决绝地对抗,也不认为社会问题尖锐得不可调和。比如,当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扑面而来时,他们不是选择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了“逃离”。有些小说人物选择了“弃城出走”,他们试图在城市之外重建生活,同时也重建人生。他们出走之后将会怎样,这是后话。当然,出走作为新提出的“现代性方案”是否有合理性,作家不负有解释的义务,小说只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心理逻辑。但从这些典型个案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70后”在处理与现实的关系时,选择的不是冲突而是妥协。

  当下的社会状况和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告知我们的是,我们遭遇了精神难题。如果将其仅仅归结为传统—现代的矛盾或必然后果未免简单化。但是,商业消费主义在改变价值观方面,在塑造金钱拜物教过程中起到的魅惑作用难辞其咎。于是,要“活得像个人样”的价值观普遍流行。“70后”作家揭露了“活得像个人样”的价值内涵及实现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个人奋斗或勤劳致富,而可能是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价值观变化博弈的过程,却是文学生长的所在。而“70后”作家对这一精神困境的关注和揭露,既是他们对当下精神困境关注和批判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他们塑造时代文学人物的一个特征。通过他们的文学人物和特征,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2010年之后,我们确切地感受到了文学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这个变化就是文学从乡土书写向城市书写转移。这一变化当然与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有关,与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并超过了乡村人口有关。但一个事实是,文学书写由乡土向城市的转移并完成,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是由“70后”作家实现完成的。70后作家,大多出生和生活在城市,即便少数出生于乡村的作家,现在也基本生活在城市,他们经历了城市在文化、心理、道德等各方面的巨大变迁。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是如此的复杂,拼搏、努力、失败,进取、失望、颓废以及一无所有和盆满钵满一应俱全。我们在70后作家的小说中全景式地了解了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城市文学,既是70后作家创作的文学城堡,也是他们具有标志性的成就领地。

  现在我们可以说,“70后”作家通过他们的文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已经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所有的描述都不能抵达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都不能替代他们在当下文坛的地位。如果是这样,那就足够了。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31日 08版)

[责任编辑: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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