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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沈诗任笔

2019-01-07 03:50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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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沈诗任笔

  作者:米晓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笔”一词的出现是在东汉时期,但用于文体意义上的区分则是在晋代。首先是用“笔”指公文类文章,用“文”指个人之作,公私对举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以是否用韵区分“文笔”,这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到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中,将“神其巧惠笔端而已”的作品称为“笔”,将“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作品称为“文”,则为“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文笔之辨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成为中古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

  在“文笔之辨”的发展中,“沈诗任笔”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称谓,它反映了时人对“文笔”的态度与评价,是那个时期文学生态的典型表现。当时,沈约以诗著称,任昉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钟嵘认为任昉少年作诗不工,长则动辄用事,所以“世称沈诗任笔”,而任昉也非常遗憾自己被以笔著称,从中可见时人更重视文,作为“文”主体形式的诗歌尤被看重。刘勰(465—520)和钟嵘(468—518)是同时代的理论家,刘勰提出“文笔”分辨的新途径,钟嵘拿出“沈诗任笔”的新说法,这表明南齐时期作家学者对文体的重视。

  《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的著述,有“《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沈约的诗,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计243首,与他的史、纪等笔体文章比起来不算多,但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其数量则颇为可观了。《南史·沈约传》记载:“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梁书·何逊传》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可见,沈约的特点在于诗笔兼善,又勤于创作,加之为当时文坛领袖,有巨大影响力,又以“声律说”开创了“永明体”,因而最终以诗闻名。

  任昉一生著述也很多,计有文章三十三卷,《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地理书抄》九卷,《文章缘起》(《文章始》)一卷、《述异记》二十卷。可见在这些著述中,表、奏、书、启诸体散文等“笔”占很大比重。而其“笔”也深受推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尤长为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辞宗,深所推挹。”任昉博学多识,才思敏捷,对“笔”这种文体非常擅长,往往一蹴而就。钟嵘《诗品》说任昉的诗“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南史·任昉传》说他“博学,于书无所不见”,而作诗却“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对笔体的擅长。

  沈约以诗闻名为一代辞宗,任昉以笔擅长为沈约所“推挹”。但对时人所谓“任笔沈诗”,任昉却“甚以为病”,他也曾在晚年“转好著诗,欲以倾沈”,但终因“用事过多”而有“才尽”之讥。但这并不影响他在齐梁时期文学史上与沈约并驾齐驱的地位,在历史记载中,二人常常相提并论:“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实际上,他以笔体文章同样赢得了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文笔之辨”给中古文学生态带来的新气象,也可以说是中古文学生态给了“文笔之辨”以新平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文章最根本的在于“情性”,只要有巧妙的构思、形象的语言,无论是诗赋铭耒之文还是奏议书论之笔,都会流传久远。

  沈约以倡导的“声律说”开启了“文笔之辨”以韵分类的第二个阶段,并且以他的创作和诗歌主张,为文体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比如他说谢脁:“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先从声律的角度称赞谢朓的诗歌音韵和谐铿锵,读起来有金石之声;又从思致的高远、格调的不俗说其赶超风云之上,可谓极尽赞美之能事。所以清代陈祚明说他“颇能貌宣城之诗,调谐言其工稳,思上言其遒拔也”。不仅如此,我们从沈约对其他诗人的评价中亦可见其诗歌理论中对音律的重视。他称赞王筠的诗“丽则”,重视的是“声和被纸,光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余惭”“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他称赞刘杳“辞采妍富”,说他的诗“句韵之间,光影相照”,无疑更重视声韵和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曾引述沈约的话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又引述邢邵对沈约的评价说:“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三易”强调的也是少用典故、不用僻字、声调和谐。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沈约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也是遵循音律的规律,要求懂得平仄之法。沈约既讲求“三易”,又重视音律,他的诗歌理论似乎已经超越了仅仅以“韵”划分文笔的简单粗暴,对文章有了审美的综合需求。

  这不禁让人想到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提出的关于“文笔”分野的新原则:“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以审美体验作为划分文笔的新标准,我们将之列为“文笔之辨”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沈约对任昉、谢朓等人的推崇之语和沈约自己关于文章的思考,都应该对萧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07日 13版)

[责编: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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