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朝晖（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
在汉代经学盛极而衰、名理之学悄然兴起的文化背景中，不仅关乎人物品貌的才与性、形与神备受关注，进而指向幽深玄远却“不可得闻”的天道与圣意以及语言功用的可能性问题也一跃成为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
宋苏辙注、明凌以栋批点《道德经》 资料图片
“言意之辨”首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事件，较早出现言意论分歧的著名案例是曹魏时期荀氏兄弟的对答。我们看到，荀俣与荀粲的对立，简单来讲即言能尽意与言不能尽意两种相反观点的对立。其中荀粲所论“象外”“意外”“系表”指向天道大义，皆非语言、物象与卦象所能道尽，以此胜过对方一筹。继之在言意问题上详加辩论的主要代表还有，持肯定态度的欧阳建著《言尽意论》，持否定态度的嵇康著《言不尽意论》，殷融著《象不尽意论》（惜后两篇皆佚），而实力与影响最大的还是天才哲学家王弼。
王弼以“圣人体无”的思想内核拯救汉代《易》学之流弊，曾在《周易略例·明象》章对“言意”关系做了周密的思辨分析。从表层来看，王弼是语言工具论者，即言辞表达以明象为目的，一旦明象则可舍弃言辞。从深层来论，言、象、意作为一个事件呈现为收放、往返的动态过程。圣人之意始终是事件的核心，在外放时寄托于象，有所不足复寄托于言，因而意、象、言有着主从相协的一致性；而在内收时存言对于明象不仅无所助益，相反还妨碍明象，正如存象对于见意不仅无所助益，相反还妨碍见意，因而意、象、言又有着扞格难容的对立性。也就是说，意对象、对言具有绝对的支配和统帅作用，当意向外舒放时，象、言次第而生；当意向内收敛时，言、象次第而灭。王弼论辩的杰出成就在于指出言意关系是双重性的，顺向则言意相合，言以尽意，寻言观意；逆向则言意相悖，得意必须忘言，忘言方能得意。
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魏晋时期展开的“言意之辨”主要是对汉儒注疏之学的辩证否定。荀粲兄弟的对答与王弼的思辨皆缘起于《周易》，而《周易》自两汉之交两百年来冠居群经之首。这一现象既显示出时代转型期文化承续上的逻辑必然性，又蕴含着学术自由背景下思想整合与革新的多样可能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语中的，“《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作为魏晋玄学早期代表的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予以立论，其宗旨正在于融通易老，建构新型语境下的中国哲学本体论。我们不禁会问，从魏晋溯及先秦，究竟产生过怎样的言意论思想，又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高度呢？
老庄所构建的“道—意—言”的基本关系，其中以道为真，以意为精，以言为粗，必须去粗取精，得意忘言，得道忘意。在言论与道体之间甚至存在相互背反的情形，“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面对真义存存、至高至玄的本体层，语言的功能自有界限，能够“知道”的正途是自内而明——所谓“莫若以明”与荀子“大清明”的体道方式实有相通之处。
先秦道家将言以尽意的认识论问题回溯为言以尽道的本体论问题，这与基于阴阳二爻与八卦以建立一整套模拟式卦象系统的《周易》形成鲜明对照。在致力于天地万象背后的自然运作规律与卦象图式内蕴的自身运化规律相感应与统一的过程中，《周易》经传渐次凸显出中国早期典型的意象思维。圣人之意首先需借助表征天地形成之道与天下变化之理的卦之“象”，因而“象”的地位也就自然优越于附着在卦象上的卦之“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即已透露《周易》经传所构建的“意—象—言”的基本关系。《系辞》虽提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原是转而突出立象、系辞对于尽意的重要性；但即使确认“寂然不动”“默而成之”，也仍在根本上不离对象性世界的理论视域，与先秦道家之道有大不同。
精于老易的王弼敏锐地以庄学“道—意—言”传统弥补《周易》“意—象—言”传统之不足，遂使魏晋玄学时期的言意之辨直达历史新高度。这是由于《周易》以天象与卦象之“象”为基点探究万物变化之理，此变化之理并非变化之道——尽管《系辞》云“易有太极”，又确如孔颖达所讲只相当于《老子》“道生一”之“一”，其结果是在“言”的地位投靠于“象”的同时，“道”的地位亦倾斜于“理”。于是两汉虽独尊儒术、崇尚《易》学，然其末流几不可免地落入象数迷信的窠臼而等待文化救赎。王弼可谓应运而生，注疏《老》《易》，成一代宗师，其思想宏愿正在“以老学的无为《易》学的体”。援《老》入《易》除贯通无与太极等诸多努力外，关键还在于辅嗣以传解经作《周易略例·明象》章。汤用彤指出：“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本体论所谓体用之辨亦即方法上所称言意之别。”显然言意关系的探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最终在形上之道的层面决定于体用论与有无论，因而可能之正解也必是本体论在方法论上的自然映现。也就是说，由老子发见的指向“日损”与“徐生”的深根固柢、长生绵存之道，本身即蕴含着顺逆双向运动方式。这一特质首先演化为庄学思维模式及其语言表达方式，而筌鱼蹄兔之譬喻与“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之句式等更是直接催化了王弼言意论的诞生。
面对言可尽意与言不尽意似是非此即彼、两不相容的境况，王弼取法老庄而独辟新境界，以极精致的语句形态表达了极精准的思想意义。这种富于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言思运作方式自然形成了既非形式逻辑又非辩证逻辑的理路范式，即回溯原点之本源的次第否弃与始自原点之本源的次第肯定。就王弼言意论来看，在“意→象→言”顺向关系上，“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而在“言→象→意”逆向关系上，“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里的顺向即由源及流、由本及末的过程，逆向即由流及源、由末及本的过程。在意、象、言三者关系中，先起之“意”为本源，后生之“言”为末流。这一肇自老庄哲学的传统理论视域与格局直接决定了王弼言意论的基本观点及其思维表达；从王弼来讲，《明象》章也的确在言、象、意回环往复的思辨论证中将此精微处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需补充的是，在解《易》语境中，王弼此篇言意论未将“道”即“意之所随”纳入其中；同时也限定了意与象的关系主要指圣意与卦象，因此才持有“象生于意”“尽意莫若象”的基本判断。
言意之辨作为魏晋时代性议题，除了体现在围绕儒家《易》学与老庄道学所展开的一脉之外，还有源自东汉人物品评、名理之学的一脉与佛学义理阐释本土化的一脉。王弼之所以能独冠群雄，在于深谙中国传统以道为渊源的本体之学，尤其是彻悟与本体思想完全同步的逻辑法则。先秦时期业已成熟的道德本体学将存在论与生命论贯通起来，因而这一次第生灭、往复循环的基本逻辑是非数理式的，也非单向度的，本身在存在/生命共同体的意义上自带着生命温度，却不同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单一思维模式。因此，王弼言意论突破了言可尽意与言不尽意的简单对立，在“尽意莫若象”却又“得意在忘象”、“尽象莫若言”却又“得象在忘言”看似矛盾的论述中，借助一往一返的逆向消解与顺向演化，既显现出正本清源的回溯力，又张扬着刚健清新的生命力。事实上，这种关系链上的往返运动及其次第否定与次第肯定的逻辑范式不仅成功地在王弼言意论表述中得以充分体现，而且在传统文论的构建过程中也得到频频运用。晋代陆机《文赋》将言思畅达的创作契机归根于返虚体无、天机自张，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则强调圣人经典必为合道之文，以因文明道为最高宗旨，这些都凸显出“道—意—言”的基本理论格局。特别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风、骨、情、辞、采系列范畴的理解，其中堂奥也终需回到与生命万物同体、与双向逻辑同构的意义方能获得透彻之悟。此后文论如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倡导象外之意、文外余味、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学理念和审美旨趣，都是先秦以来基于道之本体的言意论的自然延伸。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3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