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吴培华（原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认真回顾、不断总结、善于思考是一个人在不断探索中健康前行的保障。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在给我的文集《出版问道十五年》（2010年）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出版业是人民精神文化的搜集、整理、加工、传播行业，需要知识和智慧。做好出版工作需要思考。读了吴培华总编辑《出版问道十五年》的书稿，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精神。因为一个人经常用心去思考的工作，一定是自己十分热爱的工作。在任何领域，任何行业，任何岗位，只有你对自己的工作热爱了，用心了，你才会经常去思考它，思考它的发展，思考它的规律，思考它的问题。所以，勤于探素，善于思考，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做出版传媒工作尤其要提倡这种可贵的精神。”探索前行是面向未来，需要研究未知的困难与问题，这就是思考；总结梳理是为了校正前行的方向，需要回顾走过的路、做过的事，这就是反思。我想“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的组织者也许正就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策划了这样一个无论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中国的出版业都具有非一般价值的选题，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通读自己7000多篇工作日志和近400万字的工作笔记的基础上，完成了我的这部书稿。

　　敢于反思、善于反思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我以为，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我们不应该回避自己的问题，因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充满信心的表现，因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才是跨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跨入出版行业二三十年，我一直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出版工作。可以说，从业以来，求教、调查、思考、探索、积累、反思始终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我的出版人职业生涯，无论是从事出版实务，还是出版教育、出版理论研究，持续的思考实践，探索问道，问中国出版业之“道”，是我孜孜以求的。

　　所谓反思，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对以往的回顾，对过去的总结，更是指选择的不同角度，甚至是逆向思考。我们不能老是迷恋在自己过去的业绩、昔日的辉煌上，记得我在20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原因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怎样，而是在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大谈辉煌成就之际，我来了一篇《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中国图书业问题探究》，在文中我极其尖锐地指出：“世纪之交，回眸已经逐渐远去的20世纪，我们图书出版界应该看到些什么，应该去想些什么，任何学科研讨注重的只能是问题。津津乐道于过去的繁荣（且不谈这种繁荣的程度如何）是没有出路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问题却关系着明天，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甚至我在当时对于我国图书出版业的现状，竟然用了以下三句话来概括：“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危机。”今天回头想想，我也真的有点佩服自己当时竟有这样的勇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出版问道正式“启动”了。在这20多年中，我有对自己出版工作的反思，从市场营销、出版规范，到编辑基本功、队伍培养，从职业道德、打击盗版，到发展规划、精品出版，边干边思考，边干边问道，那几十本工作日志和工作笔记就是忠实的见证人；有对整个出版业乃至书业的反思，市场营销、编辑出版、出版教育、出版理论研究，几乎涉及了出版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次在回顾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了一条清晰的轨迹。

　　我的出版问道20多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对出版大势和市场发展态势的观察，这是我初涉出版领域的时期，也是当时分管市场营销的责任所致；第二阶段则主要是对大学出版的发展和编辑工作的探讨分析，这主要是我就任总编辑后视角的转移；第三阶段则是对出版业进一步熟悉以后对出版业进入转企改制引发了我的系列思考；第四阶段则是对风起云涌的数字出版浪潮下的传统出版发展的思考。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所经历的轨迹，原来是这样的清晰。然而，不管在什么阶段，别人一哄而上、蜂拥而来时，我却喜欢停下观看、把玩品赏；别人众说纷纭、人云亦云时，我总喜欢换个角度、转换视角思考，留下的文字也因此总是有些不入调，或许另类，但那却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思考。譬如，我认为，非出版界人士，要入行任出版社的掌门，没有三年的全身心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第一个发出了民营书店“二渠道”的歧视性称呼应该取消的呼吁；批评了各省集团化建设中强化了地区封锁、加强了地方保护的弊端；批评了原来以上码洋为口碑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在慢慢变味的现状；指出把两个效益人为地结合起来是个伪命题，一部好作品，两个效益应该是统一的，并指出了两个效益统一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出版物的文化品位；针对部分出版社变相买卖书号现象加剧，我发出呼吁，要“警惕中国出版业空壳化现象”，并建议应该化堵为疏，指出出版的“二渠道”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在上市问题上，我提出中国出版业应该对“上市热”进行冷思考；针对品种规模激增，低水平重复严重，我在2008年提出了“书比人长寿，应该是每一个编辑，每一个出版人矢志不移的追求”；关于转企改制，我认为对出版社的改革，尤其对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不应该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应该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于总编辑工作，我直接提出了“不了解市场的总编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编辑”的观点；对于出版物质量的严重下滑，我接连发表了《老调还须重弹》《编辑职责“后移”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两篇文章；编辑出版学界与业界的矛盾长期存在，我呼吁编辑出版学界与业界需要的是共谋发展；对于“互联网+”的新概念，我在全国性的论坛上提出了对于我们传统出版来说，应该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同时连续发表了“三论”。可以说，对于出版业与出版工作的思考、探索贯穿了我的出版人职业生涯。

　　两年前，“丛书”编委会来向我约稿，我自然知道这类回忆性的文字并不好写，但是基于我有翔实的文字记载作为资料支撑，同时自己也已经确定了隐退的时间表，也可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个总结了，于是我痛快地答应了。我经常戏谑自己：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虚心不会进步，骄傲也不会落后了的境界，去反思反思自己职业生涯的足迹，一是也算对自己的出版人职业经历有个比较系统的回顾，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评价批判；二是可以留下某些可能，也算是比较珍贵的史料，为研究者和我们的后来者对当代出版研究提供些历史资料；三是从我们的足迹审视中，可以为我们的出版新人留下某些启示、教训。“丛书”出版之时，正是出版改革40周年之际，也算是正逢其时。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0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