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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阅读《资治通鉴》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04-13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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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阅读《资治通鉴》

演讲人:刘后滨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一楼 演讲时间:2019年3月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当中,有两部书是最高成就的、不可替代的,这就是史学史上两个姓司马的史学家的著作,汉代的司马迁和宋代的司马光,他们分别编纂了《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巨著。为什么说《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性?我认为,这部书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资治通鉴》的体例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古书,正史当中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记皇帝的叫本纪,记大臣的叫列传,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完全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编年体史书,前面有《左传》,但是《左传》不太好读,而且它讲的是先秦的历史。从战国以后,一直到北宋建国以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涵盖这个很长时段,没有一本书可以替代。

  第二是《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最高。中国古代学术最高水平出现在宋代,代表宋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书是《资治通鉴》,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顶峰。陈寅恪先生说“宋贤史学,千古罕匹”,不是虚话。

我们该如何阅读《资治通鉴》

  刘后滨:江西吉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唐史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唐代选官政务研究》等,主编有《资治通鉴二十讲》《唐宋历史评论》等。

  第三,《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个严谨务实、有崇高学术理想的学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学术追求的时代,是一个最不追求某种功利的著书立说的时代。如果说他也有功利,他的功利是要写出一本让从此以后的封建帝王都必须读的书。所以他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的编纂宗旨就是要写给治国者看的。司马光本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和学术追求,他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当中,一个很标准的儒者,是一个希望自己著书立说能够传诸后世的人。中国的儒生人生目标有三个境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叫三立。立德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立的,尧、舜这样的圣人才会在历史上立德。立功也是要有机会的,在乱世才可立功。当然这个太平时代也可以立功,可是立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立言每个人都有机会,司马光觉得人活这几十年,他得留下一点什么,因此他特别看中他的这本书。

我们该如何阅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按照左丘明编《左氏春秋》的体例,这就是编年体,要仿照东汉史学家荀悦编《汉纪》这样的文字风格,文字很简要,要而不繁,可是叙事要很周到,网罗众说成为一家书。司马迁编纂《史记》,他也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任何通过文字留下的记载,包括历史记载,都不等于是历史的原貌,只是一个文本。司马光追求要成一家书,如同司马迁最终是要成一家之言,这就对写历史的人要求特别高,你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无论如何,在北宋的时代就有《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书,在后来成为可供各式各样的人来读的通史书。

  《资治通鉴》三种特殊的文本形态

  我们今天面对《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一方面是肃然起敬,同时也可能会感觉面对这样一部经典巨著,不知从何读起。接下来,我谈一点个人的阅读体会。

  首先,介绍一下《资治通鉴》叙事文本呈现的几个形态,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种特殊的形态是“臣光曰”。就是司马光记载完一件事情以后,他标注“臣光曰”直接来一段提示。以避免读者读歪了,读不懂。

  例如,《资治通鉴》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有一段记事,是关于曹操不敢称帝的叙述。本来编年体史书记事一定要有年月日那才叫准确,可是历史上很多事情你记载不到这么详细。有的事件连发生的月份也不知道,只知道是某一年发生的,那司马光就把这些事情放在这一年的最后。如果知道是某一个月发生的,不知道日期,那么就把它放在这个月的最后。如果有具体日期,就按照日期先后来编写。关于曹操的这段叙事只系于月份,是这样说的:“十二月,魏王曹操上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这是说,曹操给汉献帝写报告,推荐任命孙权为上述官爵,孙权就派遣校尉梁寓奉贡,到许昌去向汉献帝谢恩。后来孙权再派人带着报告去向曹操称臣,陈说天命,说曹操有天命,应该取代汉献帝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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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这个记录涉及了好几件事情,肯定不是在一天发生的,来来回回一定持续了好长时间,所以《资治通鉴》只记为十二月。这是严谨的写法,要突出的是整个事件。要写一个完整故事,用编年体的体例,哪个环节哪个人物放在什么时候出现,都是很有一番讲究的。

  曹操把孙权派人送过来的这封劝进的报告,公开拿出来念,跟大家说,这小子不地道,“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意思是说,孙权那小子想把我抬到火炉上烤,不要以为孙权是安的什么好心。当然曹操这个话,大家都看得懂,正如曹操自己所说,汉末军阀很多,谁也不敢率先称帝,一旦有人率先称帝,就把所有野心家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全部引到他身上来了。所以翦伯赞说,曹操要把皇袍当衬衫穿在里面,不敢当袍子穿出来。曹操说孙权这个家伙很坏,然后底下这些官员例如陈群这些人都说,确实孙权的话有道理,说了一个大白话、大实话,因为汉朝的天命已经不在了,汉祚已终,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没有的,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陈群他们一个劲儿劝曹操称帝,取代汉朝。曹操回答说,若天命在吾,我就做周文王,也不做周武王,我的儿子可以做周武王推翻商朝那样的事情。

  这段叙事记载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不能够不记载,因为孙权跟曹操这一次过招是两人之间很重要的一次。记载完事件以后,司马光希望读到这个故事的人怎么理解呢?司马光生怕后人读歪了,读不到点子上,所以干脆来一段“臣光曰”。大意是说,为什么曹操不敢称帝,不是曹操不想,也不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关键是那时候有一种教化、风俗的约束。因为东汉从光武帝建国以来,就特别倡导教化,倡导一种气节,尤其是名义。曹操难道是不想篡汉自立吗?因畏名义而自抑也。名对中国人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名,你干不起来这个事。为什么《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因为三家分晋就是东周的周威烈王坏了名,本来三个家族,在晋国他们是大夫,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属于不同的等级。那些大夫就是大夫,不能做诸侯的。周威烈王以天子的名义,任命三家晋国大夫做诸侯,这就把事情办坏了,乱了以往周朝的规矩,也就是没有“礼”了。“礼”,是要有等级秩序的,要讲名分的,礼以器成,器以藏礼,重器不可以示人。那些青铜礼器,不是谁都可以铸造一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强调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这里再次强调曹操是畏于名义而不敢篡汉自立,因为当时汉献帝即使再弱,也没有宣布将帝位传给曹操。在这件事情上,司马光特别希望后来读历史的人能看懂,提醒读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实权,就可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则不可以轻易将名与器给予他人,否则就是自毁墙脚。

我们该如何阅读《资治通鉴》

国家典籍博物馆馆藏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我们再举个例子,这就是唐初的玄武门事变,当时李世民通过政变,当了皇帝。这件事情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李世民在《资治通鉴》里面是一个很正面的皇帝,是圣明君主,可是他是通过宫廷政变,杀兄逼父,登上皇位的。在记载完政变的经过以后,《资治通鉴》接着记载说,李渊接受现实,立李世民做皇太子,下令国家的日常政务都由皇太子来处理,李世民只需要处理完了以后对皇帝报告一声就可以了。

  立李世民做皇太子这件事情,发生在唐武德九年六月癸亥日。司马光又担心读者会产生混乱,以为抢班夺权搞宫廷政变,只要把权力抢到了手,就可以成为伟大的帝王。如果那样理解,就麻烦了,偏离了司马光主张的礼治原则。但是又不能因为玄武门之变而否定李世民在皇帝任上的丰功伟绩。怎么办呢?于是,司马光就来了一段“臣光曰”,做了三个假设。而这些假设体现了司马光的标准,他的准则就是要维护儒家的嫡长子继承原则,要立嫡以长,这是礼。当时李渊有四个嫡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为正室窦氏所生,其中李元霸早夭。原本李渊确实立了嫡长子李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早上发生的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杀掉了其他两个,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给司马光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所以司马光在这一段议论中接连做了三个假设。一是假如唐高祖李渊当初能够推功而立,那么老二李世民功劳大,你立他不就行了吗,那不就可以避免兄弟相争了嘛。二是假如老大李建成能够让贤,自己功劳不如老二,那你就让给老二继承皇位,你自己跑了不就得了吗?三是假如李世民能够谨守礼制,虽然自己功劳很大,地位很高,可是毕竟是老二,皇位继承权还是得让给哥哥,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假如这三个人都各让一步,不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兄弟阋墙、宫门喋血的悲剧了吗?

  以上两例是“臣光曰”的文本形态,体现了司马光生怕别人看不懂,直接说明自己叙事意图的良苦用心。

  第二种特殊形态是“考异”。面对某一件事情的不同记载,如果司马光觉得这个记载不可靠,在编撰《通鉴》时便不予采用。但是,对于自己没有采用的一些说法和记载,司马光要做考异,将不同说法的史料另外编了一部书,这就是三十卷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在《考异》里,司马光要作判断,说明自己为什么不采用这一段材料,这个材料的问题在哪里,这也是提醒后来的读史者。

  例如,《考异》里面保留了这样一段记载:唐朝武则天当皇太后的时候,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高调并且果断地处理了几起谋反事件。那时候高宗去世了,中宗也被废掉了,睿宗做个傀儡皇帝,武则天当权,然后就有人起来造反了。在扬州,徐敬业等人起兵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徐敬业的祖父叫徐懋功,又叫徐世勣、李勣,由于历史政治原因,这个人老改姓名。他是瓦岗起义军出身,也就是推翻隋朝统治的一支著名起义军的领袖之一,徐敬业是他的孙子,他的儿子当时已经不在了。徐敬业在扬州会集了一批政治上不得意的人。其中有一个特别有理想、但是总是受挫折的人,叫骆宾王。

  骆宾王七岁的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因为他七岁就写诗吟唱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为什么“曲项向天歌”,因为骆宾王希望他说的话,皇帝也能够听得见,上达天听。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有童子举,七至十三岁的儿童可以参加童子举,如果诗写得好,就可以到皇宫陪皇子们读书。骆宾王很有想法,但是一直仕途不顺,投奔徐敬业后,替他起草了一篇《讨武曌檄》,文章最后喊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豪言壮语,文笔非常好。

  扬州有人造反了,但是武则天不怕,一个月就把它镇压下去了。这一场扬州谋反事件,同时牵涉了另外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当时资历最老的元老宰相裴炎,当时没有任何人超过他的资历,这是唐高宗去世之前托孤的人,当时唐高宗把中宗李显托付给他,也把武则天托付给他。裴炎在高宗初年就出来做官,资历很老,几十年里一直担任高官,最后官至宰相。还有一个人是程务挺,是军队当中最有实权的人。

  徐敬业、裴炎、程务挺,这三个人,因为谋反事件,以及可能的“莫须有”理由,都被武则天杀掉了。在这件事之后,唐朝人写的一部野史笔记《唐统纪》中记载了一个场景,武则天当众训斥群臣。就是武则天召集群臣,破口大骂,大意是说:我没有辜负天下,你们知道我来挑这个担子容易吗?武则天说,“朕侍先帝二十余年”,这个先帝是高宗,不是太宗。高宗即位以来二十多年,我一直帮助他打理朝政。意思说说,唐高宗在位总共三十多年,至少有二十多年是我帮助皇帝打理朝政的,各种人事任命,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是我协助皇帝来批办的。那个时候宫中将我和先皇称为二圣,作为皇后,我是参与议政的。二十多年来,“忧天下至矣”,我简直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在还在朝廷做官的所有人,你们的位置大部分都是我安排的,你们的官位都是我任命的,天下安乐,朕长养之,老百姓生活很安定,无疑也有我的功劳。这里我们客观来说,武则天从当皇后到当皇帝将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官府最少的五十年。武则天又说:“及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朕不爱身而爱百姓。”意思是我挑起这副担子容易吗,我已经六十多岁了。造反的这些人,领头的都出于将相群臣,你们辜负我也太深了。你徐敬业,不要说你这个位置,你爷爷的位置都是我给的。他爷爷李勣从瓦岗起义以来经历隋末到武则天当皇后期间,历经各种政治变故,一次也没有受到冲击。武则天接着说,实话告诉你们,在各位当中,你们要摆老资格的话,有接受遗命的老臣、倔强难制的程度能够超过裴炎的吗?意思是说,现在还在世的各级官员,你们当中如果有想给我摆老资格,有人比裴炎的资格还老吗?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的水准超过徐敬业的人吗?你再摆家世背景,人家徐敬业的爷爷是从瓦岗寨上走下来。有人在军队当中威望超过程务挺将军的吗?这三个人都被我诛灭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觉得自己能超过这三个人,还想造反,那就造反吧。如果你们中间没人有这个本事,就别自取其辱了,别惹天下人笑话。群臣听了武则天这一番大骂之后,都趴下了不敢仰视,异口同声:“唯太后所使。”

  历史记录的这个场景,司马光就觉得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他在《考异》里保留下来,他加了一句按语:“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意思是说,这段话有一点泼妇骂街的味道,没有帝王的威仪,不像是一个帝王之尊的人说出来的。对于这段话,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你们觉得这像武则天说的话吗?这种时候就需要读史的人做出自己的判断。司马光没有将自己不采用的史料完全删废,而是留下来给读史者自己做判断的依凭。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话风恰恰很像武则天说的,“摆什么老资格,摆什么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没有一个人比得过徐敬业,老资格没有一个比得过裴炎。”就是这么横,这也是帝王气势之一,很厉害的。但是司马光不相信。

  第三种特殊的文本形态是在叙事中提出明确的告诫。就是一些在一般人看来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司马光觉得很重要,偏偏要记载下来。例如,唐朝末年,唐昭宗景福二年三月某日,朝廷任命渝州刺史柳玭担任泸州刺史。这件事情用一句话记载就够了,只不过涉及朝廷的一次人事任免而已。可是这个调动有一点特别,后世读史人可能会想,从渝州刺史调到泸州去当刺史,其中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渝州在重庆,泸州比渝州离长安更远。司马光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他是想用这件事情来告诫后人,也告诫皇帝,这就是“好详名公巨卿兴家败家之故”。这件事实际关系着一个名公巨卿、一个大家族。因为这个柳玭不是一般人,柳玭的父亲是柳仲郢、祖父是柳公绰,叔祖是柳公权,都是一代名臣、士林领袖。柳家几代人到柳玭的时候,这几十年时间里,唐朝经历了什么情况呢?当时官场上政治风气不好,牛李党争,分别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派官僚之间搞权力斗争,团团伙伙,一派上台就打压另一派,导致朝政混乱。党争激烈的时候,很多人就搞政治投机,有的人因为牛党在台上,就拜牛党的领袖做老师。过了几年牛党下台了,李党上台了,又去娶李党成员的女儿做媳妇。不料过了两年,牛党又翻身上来了,于是这样的人就陷入了人生的尴尬境地。这样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杜牧,一个是李商隐,你看看他们两个混的,最后多蹉跎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当初就惘然了没有持守。可是这期间,也有的人,譬如柳家,不管谁在台上,一直我按我自己的风格做事,持守家门礼法,最后两派都用他。司马光之所以把这次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记载下来,就是要借此向后人推奖柳家的家风。柳家自柳公绰、柳公权以来,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柳玭曾经当过御史大夫,已经是高官了,皇上后来要任命他做宰相,可是他不会巴结人,他也不喜欢在两党之间搞平衡,所以掌权的宦官也讨厌他,因此柳玭长期在外地任职。

  司马光利用这次人事任免的记载,在叙事中引用柳玭告诫子弟的一段话,其中说:如果一事有失,将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他说我们柳家已经好几代人受到尊重,没有丢人,我们做的事情很到位。对于我们这些门第高的人家,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所以你家族强大,一定要谨慎。“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阅读《资治通鉴》的三个层次

  《资治通鉴》讲述历史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字表述方式和叙事体例,阅读这样一部经典的史学著作,需要相互照应三个层次,即:解读文本,还原事件,探究真相。

  第一个层次是解读文本。文本的解读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但首先是要认字。也许有人会说,认字不难,不认识的还可以查字典。可是认字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说小学生查《新华字典》就叫认字,陈寅恪说过,读书需从识字始,很多时候你认得这个字,或者说这个字也认得你,但是它在整句话或整个段落中的意思,尤其是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你可能根本没有捕捉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认完了所有的字,或者说只要查了字典就读得懂所有的书。当然怎么念你可以查拼音,但是要解读文本,读懂每一个字在文本中的确切含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从最基础的层面说,《资治通鉴》的叙事文字中,涉及年代、职官、地理、礼乐等方面的知识,就属于文本解读的任务。当然还有各种典故和史家笔法,只有在广泛阅读古典文献的基础上才能不断积累相关知识,触类旁通。

  第二个层次是还原事件。事件可以还原,真相不能还原。我说的事件还原,还是文本意义上的。就是要汇集所有材料,将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梳理清楚。确切地说,是将各种说法或者叙事脉络梳理清楚。解读文本以后,我们要去还原一个事件,这本书记载的这件事情,只是一个说法,好在历史总是有很多蛛丝马迹,还会有各种说法以各种方式留存在不同的点。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第三个层次是探究真相。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历史上的真相,你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百分百还原,但我们可以探究。历史记录不是事实的再现。历史的绝对真相虽不可得,但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会带来对事件真相的不同理解。我们相信历史具有真相,而且探求真相的过程能够不断扩展人们的思维空间,提高问题意识,从而在历史真相的无限隧道中,不断接近真相。

  学历史的人最喜欢追问“为什么”。我们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既不可尽信书,也不能不信书,应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以质疑的精神,多问几个“为什么”“是那么回事吗”?然后不断扩展阅读面,一步步分析,做出自己的判断来。

  (本演讲之原稿,收录于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的《太庙国学讲坛〔2013-2017〕》)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3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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