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小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阿兰·柯尔班（1936—）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开创了别开生面的感官史和情感史研究路径，以一种尝试脱离结构主义的方式观察法国历史上的社会。柯尔班走上这样一条研究道路并非一蹴而就，从其个人经历来看，他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学术转向。

　　柯尔班自中学时代就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在卡昂大学师承著名古希腊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正式进入史学领域。1973年，他完成了国家博士论文《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这一时期正是经济社会史在法国上升为显学的时代，拉布鲁斯和布罗代尔两位大师正在努力打造一种以结构主义为导向的史学。所谓结构主义，即将历史上的文化现象看作是某种系统，分析其内部各成分之间结构关系的研究取向。柯尔班未能免俗，他受到拉布鲁斯的影响，决心致力于价格史的研究。然而，柯尔班在遵循这一研究思路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不得不放弃价格史研究而转向其他领域。

　　1982年，柯尔班正式投身于感官史的写作，出版了《瘴气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以下简称《瘴气与黄水仙》）。这本书标志着柯尔班在史学领域开辟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成为史学界第一位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法国近代社会嗅觉系统的历史学家。在书中，他兴致盎然地考察了暗示着不安和疾病的臭味（瘴气）如何成为普通民众乃至政府官员关注的对象，以及人们选择了何种办法用别的气味取而代之，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寻求自我认同的资产阶级掌握了主动权。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对瘴气和香气从无视到重视的转变，以及当局对不正常的气味的规训折射出一段别开生面的社会大历史。

　　柯尔班的研究并未止步于嗅觉。1994年，柯尔班出版了《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官文化》（以下简称《大地的钟声》）一书，其思考又转向听觉。在种类繁多的声音中，他选取了在法国乡村社会中无论对农民的私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都举足轻重的钟声。柯尔班在勾勒以钟声为典型的法国乡村声响格局的同时，凸显了以教会力量为主的地方权力与世俗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他发现，由于时钟和报刊的普及，乡村社会对钟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在世俗化的进程中，钟也幻化成怀古之情的载体。总之，以钟声为切入点考察法国乡村社会政治史、感官史和情感史，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继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之后一个大胆的尝试。

　　如果说柯尔班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仍有以历史上感官或情感的流变来解释经济和社会内部结构关系的迹象的话，那么他之后完全放弃了这种尝试，致力于追溯从古至今某种感官的变化或人们对某些事物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无论是1995年出版的《消遣的降临（1850—1960）》、1998年的《路易—弗朗索瓦·皮纳哥找回的世界》、2007年的《快感的和谐》，还是近年来的成果：2013年的《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2016年的《静谧史：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和2018年的《草地的纯真——亘古系列情感史》，无不体现出他的这种转向。

　　柯尔班在转向情感史的写作过程中曾坦言，材料在情感史的构建过程中是最大的难点，以文学和美学的文本来解释历史，必须掌握美学的运用规则、修辞的传统及其表象系统，一旦运用得当，最终的结论会改变人们对某些事情的刻板印象。他在《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瘴气与黄水仙》《大地的钟声》这几本早期著作中所引用的材料多为官方和私人档案等历史学科认可的文献。不过，近年来他所出版的情感史著作不再受限于经典的史料，而是大量引用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来追溯城市资产者复杂的情感流变，这一路径与法国著名的“星期天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埃斯的研究趋同。这样的研究取向也使得柯尔班面临学界的质疑和批评，因为以文证史在文本内容选择及其与史料互证方面在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频繁使用这类文献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观点的权威性。而且，他在学术考据过程中总会加入对研究对象的感性描写以实现与读者在情感上的共鸣，这使恪守客观原则的大部分史学家颇为不适，对其著作的严谨性也有减损。这是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在法国史学界造成的印迹。此外，柯尔班的研究有明显的跨学科倾向，他致力于将文学、美学、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不留痕迹地结合在一起，不过有学者认为这种整合过于刻意。

　　柯尔班自称对感官史和情感史的钟情源自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但在实践操作中，他的学术路径与勒高夫更为接近。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费弗尔对自己日后跳脱出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影响至深。费弗尔在1953年出版的《为历史而战》一书中倡导学界开展“历史心理学”“心理史”或“感官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心态史研究有所突破，勒高夫在这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他的部分代表作，如《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中世纪的想象》《中世纪的身体史》与柯尔班的研究视角类似。但柯尔班的研究并非完全复制勒高夫的范式。以《大地的钟声》和《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为例，二者都着眼于历史上的钟声，但前者强调乡村社会的权力争夺和民众对钟声的情感依托，而后者则突出钟声对教会时间、商人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划分。柯尔班没有在设定的系统中分析各结构之间的关系，其论述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显，这种看似杂乱的浪漫主义与勒高夫严谨的结构主义泾渭分明。

　　经过多年的努力，柯尔班的感官史研究已经涵盖嗅觉、听觉、味觉几个基本的感官体系，但他似乎仍未满足，开始专门观察河岸、休闲活动、身体、树荫这样一些寄托人们情感的表象。迄今为止，他的绝大部分著述都着力于研究19世纪法国乡村和城市社会中的集体意识和个人心理。

　　总之，柯尔班选择了一种背离结构主义，着眼于感觉、感官、情感、意识的历史，这一学术导向使其与20世纪70年代如日中天的年鉴学派关系“复杂”。一方面，他的学术导向受益于该学派创始人的启发；另一方面，他付诸实践的研究偏离了该学派坚持的路线。他的《瘴气与黄水仙》出版后在年鉴学派那里不受待见，在史学界也遭受冷遇。一直到帕特里克·聚斯金德（中文译名为徐四金，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及影视编剧）于1985年出版畅销小说《香水》并宣称受《瘴气与黄水仙》启发较深，柯尔班遭受冷遇的状况才得以改观。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