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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别山精神中汲取信仰之钙党性之魂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04-18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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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船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谱系】

  作者:李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中共党史与党性教育教研室主任、教授)

  回眸来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如何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根源之一,就是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红色精神所蕴含的党性之魂。纵观“大别山精神”的相关概括,无论“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还是“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或是“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的革命品质;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革命信仰;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革命行动;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的革命奉献精神”,其本质为坚凝的党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从这块“抓把泥土就能渗出鲜血”的土地上汲取信仰之钙、党性之魂,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些都是我们追梦途中深厚的力量源泉。

从大别山精神中汲取信仰之钙党性之魂

  河南省新县周河乡西河村是大别山深处的“梦里老家”。2014年开始,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开创以旅游度假为核心,古村风貌为依托,文化体验为特色的古村落乡村旅游发展之路,让古村落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新华社发

  1.学习大别山英烈表里如一的坚贞信仰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精神之“钙”。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贫瘠的大别山区东接南京、上海,西连华中重镇武汉,北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征战割据,长期兵连祸结,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杰出儿女,誓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暴风骤雨般的斗争砸碎旧世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使人民得到解放,实现建立新中国的梦想。这些革命骨干以身许党、立志报国的信念,是其敢于担当、牺牲奉献的思想基础。

从大别山精神中汲取信仰之钙党性之魂

  如今,大别山老区呈现一派发展新气象。图为金寨县斑竹园镇中心学校沙堰教学点学生在“汽车图书馆”上挑选图书,“汽车图书馆”开进大别山,山区学生阅读更加便利了。新华社发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余位代表中,从大别山走出的就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他们是最早拥有共产主义信念的优秀中华儿女。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动员和领导下,黄冈、商城、霍山、麻城等地先后建立了多个党组织。在符向一、戴克敏、周维炯、王树声等人的率领和指挥下,黄麻、商南、六霍等农民武装起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及工农革命军潜山独立师等先后筹建。大别山成为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我们党创建革命军队的摇篮之一。据统计,中央军委公布的36名军事家,就有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许继慎等出自大别山地区;我军首次授衔,大别山地区籍将军达325人,湖北红安、河南新县、湖北大悟、安徽金寨和六安被誉为“将军县”。大别山革命英烈的丰功伟绩,在党史军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大别山无数英烈是真正将豪言壮语与勇于牺牲结合起来的典范,以“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的精神,书写了红旗不倒的历史传奇。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入党后,为了表白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将自家佃户租地契约和债务借据烧光,完全彻底地背离了地主阶级出身,义无反顾地走上献身革命的道路。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等人,被徐向前元帅称赞为“土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虽然生命短暂,却始终抱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朴诚勇毅、不胜不休”。

  黄麻起义后,工农革命军成立,领导人之一潘忠汝豪迈地说:“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县,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自此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地区的武装斗争从没停止过。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广大党员、群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农协负责人秦绍勤被捕后说:“我是革命者,一不怕死,二不流泪;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要我投降、招供,休想!”年仅21岁的他被敌人以剖腹挖心的方式杀害;共产党员程昭续说:“头是我爹娘给的,命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他在敌人的屠刀下杀身成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懈的奋勇斗争相结合,换来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曙光。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阶段、武装革命的初始阶段、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期,大别山军民始终忠诚于党,矢志奉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别山地区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他们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党团组织,坚持武装斗争。1930年11月至1932年8月,大别山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大规模“围剿”,仅苏家埠一役,即歼敌3万余,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红色政权。后来因中央“左”倾冒险与右倾怯敌等思潮的影响,大别山区第四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红军主力被迫远赴陕甘,走上了战略大转移的道路。

  鄂豫皖省委重组了红二十五军,坚持敌后游击战,革命红旗不倒、信念薪火相传。艰难显本色,曲折显忠贞。正如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所说:“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计数。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面对残酷形势,大别山地区以火种不灭、红旗不倒、前仆后继、没有低潮的革命风貌,创造了党史军史上极其罕见的斗争时间久、活动范围广、斗争最坚决的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痛斥“两面人”现象,指出党内有一些人“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党内生活。理想信念之践行,不是折腾“一阵子”,而是要坚守“一辈子”。从大别山英烈身上汲取信仰之魂、精神之钙,是克制“两面派”作风、“两面人”现象的一剂良方。

  2.学习大别山各级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定自觉

  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各个时期,我党我军和苏维埃政府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革命得以坚持到最后胜利。

  大别山区的革命先烈,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革命的新形势。首先,土地所有制的改变,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积极组织工农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大山。群众打心眼里拥护共产主义革命,这是大别山党政军组织发动群众的坚实物质基础。其次,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大别山革命斗争中,创造了“便衣队”这一特殊对敌斗争样式。便衣队党支部履行相当于区委甚至是县委的职责,实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团结群众的核心,担负起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它又是同级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和化身,履行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政治服务的职责。

  宣传工作灵活多样,保持着对群众的动员力。黄(安)光(山)边第一块红色区域的形成过程中,黄安县委和工农革命军组织了群众工作队,在军长吴焕先、党代表戴克敏的带领下,三五人一组向赶集的农民和行商、小贩宣传革命道理,采取刷标语、发传单、打鼓说书、集会演讲的方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群众被发动起来,把革命看作是自己的事,把党也看作是“自己人”,红军与敌人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最鼎盛时,大别山的主力红军多达4.5万余人,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辉煌。

  通过模范带头与关注群众利益来引领群众。1929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强调,“党若脱离了群众,若处处表现着与群众不同”。为此,鄂皖边各县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各区苏维埃工作人(员)平时生活,不得超过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严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拿公家的款项滥吃滥喝及买纸烟买酒之类”。大别山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从诞生之日始,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伴随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根据地“工农生活的确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为了让苏区群众生活得更好,在汤家汇成立的豫东南道委、道区苏维埃政府。除了组建造枪局、兵工厂、被服厂等军工厂,还成立了传统的炼铁厂、木业厂、造纸厂、榨油厂,开办了报社、邮局、学校等,努力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由于根据地劳动力缺乏,党领导农民群众创造性地建立起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攻坚克难,发展生产。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列宁小学和夜校遍地开花。至1932年春,根据地中心区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实现了大别山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普及小学教育。

  正因如此,大别山地区人民群众深度参与革命。“村村寨寨铜锣响,山山岭岭红旗扬。家家户户忙打仗,男女老少齐武装”。这首民谣体现了根据地老百姓无私支援共产主义革命的真实景象。当前,为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需要重温大别山根据地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红色历史,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

  3.学习大别山军民严守纪律的坚强意志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组织纪律性是坚强党性的关键,是党性的物质基础。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唱响的地方,大别山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始终执行“铁的纪律”,创造了坚强的红军与根据地,这是我们必须努力传承的红色基因。

  为保护革命成果和工农利益,鄂豫皖苏区提出必须加强纪律约束,要求颁布“红色军事纪律暂行条例”,以建立一支有别于军阀部队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军纪严明的军队。在鄂豫边根据地,党委则要求红军在军事方面“养成严格的军纪”。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制定的“红军战士须知”规定,“不拿穷人一针一线”。这些纪律约束机制具有相当的针对性,极易使文化程度不高的红军官兵理解、接受与执行。

  更为重要的是,部队不仅立法从严,执纪同样严正有力。战略转移期间,红二十五军党委坚决处分在战场上大喊“各自逃命”的参谋主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为严肃军纪,“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与此同时,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纪者。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官兵不断受到严格的纪律教育,为坚持到全局范围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完成新的使命,战胜新的困难,我们要大力发扬以“大别山精神”为代表的红色基因,加强党性和党性修养,严明组织纪律,践行群众路线。要把大别山精神中体现的坚定信念、优秀品质、优良作风、严明纪律继承之、光大之。从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中,汲取信仰之钙、党性之魂。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8日 05版)

[ 责编:曾震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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