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进（邓稼先妻侄）

　　生活中，姑爹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普通人。抛开已经熟为人知的英雄事迹，我给大家讲述姑爹辛劳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讲述他可歌可泣的一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为了奴化中国人，日本鬼子强迫中国百姓向在路边站岗的日本兵行鞠躬礼。少年邓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气愤，他宁愿绕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礼。

　　1948年，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核物理专业接受了邓稼先的入学申请。同年10月，他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22个月后，他完成了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博士论文，于1950年8月20日获得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邓稼先放弃了去英国的机会，与百名爱国青年一道乘船回国。

邓稼先

　　1953年，邓稼先与我姑姑许鹿希结婚。我祖父和祖母当面称呼他“稼先”，私下谈话时称呼他为“邓孩子”，视同己出。

　　1958年，姑爹受命研制核武器。其时，国家的经济条件十分落后。姑爹领导的理论部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青年技术人员经常被饥饿困扰。有一次，姑爹凌晨3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觉的孙清河等青年同事叫起来询问。问题搞清楚了，天已经亮了。姑爹问大家：“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饿不饿？”孙清河抱怨说，饭还吃不饱呢，哪有粮票吃夜宵呀！姑爹闻听后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4两。

　　40多年后，孙清河回想起这件往事，十分激动地对我说：“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当时，我拿着老邓给我这4两粮票的感觉，今天你给我4两黄金也无法相比！现在想起来，我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

　　为了节约计算时间并保证结果的正确性，邓稼先注意培养大家的粗估能力。在每个方案开始计算之前，先用计算尺粗估出计算结果的范围。如果超出粗估的范围，就不浪费时间继续算下去了。

　　在姑爹去世前，杨振宁先生去医院看望时问他：“听说你搞核武器只得了10块钱奖金？”姑爹说：“不对，我得了20块钱，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

　　“文革”结束后不久，在一次核试验中，氢弹下降的速度过快，没有引爆。为了尽早知道试验失败的原因，邓稼先不顾一切地跳上吉普车，冲向预定的爆炸中心。大家极力劝阻他不要进入三百米半径危险区，让防化部队进去了解情况。邓稼先说：“这是我做的，我知道。大家谁也别去，你们进去了也是白受污染。”说完他走入那片死亡之地。他了解到事故的原因是因为降落伞的问题，在下降过程中没有打开。

　　长期工作在强辐射环境中的邓稼先，被这次意外事故击倒了。他开始便血，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是他顾不得去医院检查，心里只有他的核武器。

　　1985年7月底，邓稼先到北京向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张将军发现邓稼先的气色不好，逼着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并马上给解放军总医院打电话，说有一位功勋科学家要来检查身体，请他们做好准备。邓稼先不得不服从命令。

　　医生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中晚期，就生气地问他：“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邓回答：“我是请假来检查身体的，身边只有警卫员。”医生命令邓稼先说：“你今天不能走了。”不久，邓稼先接受直肠癌手术。手术当天，早晨8点钟，张爱萍将军赶到医院，在手术室外面等候结果，等了4个多小时。10个月后邓稼先去世了。临终前，他嘱咐大家：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姑姑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外国少很多。杨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姑爹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战略家。1985年8月，姑爹接受手术以后，他忍着手术和化疗带来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写出了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规划的建议书。这是优秀的儿子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万金家书。建议书很快就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

　　姑爹一家的生活很简单。起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给姑爹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调到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住到去世。他家里没有沙发，家具也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仅有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为了接待回国探亲的杨振宁从单位借的。去世之前，姑爹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他本有资格搬到部长公寓，但他没有搬。姑爹去世后，姑姑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家具和陈设一点都没有改变。

　　1996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五周年前夕，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我父亲、我姑姑、我祖父的秘书和我。记者问我姑姑，如果让邓稼先重新选择，他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姑姑和我都肯定地回答说：他会的。祖国把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交给了他，他向祖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够如此被祖国信任，又能够如此地报效祖国，是多么难得啊！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