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永刚（钱学森之子）

　　如果我们把深度、广度、高度看作一个三维结构，那么钱学森就是一位三维科学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大师或科学帅才。

　　钱学森报考大学时，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学得好，让他报数学系；而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做得好，让他报中文系；而钱学森的母亲希望钱学森学教育，子承父业；还有一些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而这时的钱学森自有主意，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钱学森经常听老师讲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中在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我们国家的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我们国家四面八方。那时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铺设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钱学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钱学森

　　当时，钱学森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学。有一次水力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考卷发下来讲评：“第一名钱学森，满分。”同学又羡慕又惊叹地议论着：“哎呀，又是100分啊！”钱学森却满腹狐疑。因为考完试之后，他就发现自己一处笔误。钱学森拿到试卷找到那道题，毫不犹豫地举手报告：“金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满分。”老师确认后宣布：“尽管钱学森同学被扣掉4分，但他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心目中却是满分，同学们要向钱学森学习。”现在，这份“100分”被改成“96分”的试卷陈列在学校档案馆，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学习的榜样。

　　正当他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时，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驻军突袭上海中国守军，史称“一·二八事变”。日军动用空军狂轰滥炸，由于中国守军没有战场制空权，所以遭受了巨大伤亡。钱学森愤愤地对同学说，现在学铁道机械工程对国家用处不大了，你把铁路刚刚修好，日本飞机一炸就不能用了。为此，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当一名航空工程师。

　　钱学森大学毕业后涉足航空工程。他在回顾学习过程时发现，当时航空工程师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事半功倍。主意一定，钱学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

　　钱学森父亲对此坚决反对。他父亲是20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回来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这是人才培养上的错误。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让他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这个时候的钱学森也就二十五六岁，面对这种情况他很困惑。这时他后来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在美国考察，顺便看看老朋友的儿子钱学森。钱学森把心中的困惑倾诉给这位军事理论家，没想到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说现代军事发展空军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人生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地实现了。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当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让陈赓大将去哈尔滨见钱学森。彭德怀跟陈赓说，你见了钱先生就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还说，只要钱先生说能造，我们就组织人干；钱先生说不能造，那我们只能等将来了。在哈尔滨，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啊？”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啊？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正是这句话决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在当时，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儿以外，还有两个人只见过火箭是什么样儿。我国航天就是在这么一个既缺人、又缺钱、又缺技术的情况下起步的。到了1986年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三十周年的时候，花费的国家研制经费才180亿元。这仅仅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五分之一，但是国家要求完成的任务都实现了——火箭、卫星、返回式卫星，还有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

　　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国家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钱学森既然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航天事业。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钱学森多次强调：“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