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一
考察浙学，首先需要对“浙学”这一概念做必要的分梳。所谓“浙学”，大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二重维度加以理解。狭义上的“浙学”与朱熹提出的“浙学”概念相关，这一视域中的“浙学”所涉及的主要是宋代的特定学派。广义上的“浙学”则既在时间上不限于宋代（不仅应向前追溯，而且需往后延伸），又在内涵上更为宽泛。这里需要将广义的“浙学”与“浙东学派”“浙东史学”等学派形态做一区分：“浙学”首先关乎地域性，可以视为“浙”地形成的各种学术和思想的统称，相形之下，“学派”则有自身的宗旨、学脉的前后传承，所谓“浙东学派”“浙东史学”以及“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便属于后一意义上的学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谈到“浙东学术”时，主要便着眼于其在学派意义上的内在脉络：“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不难看出，这里的浙东之学，一方面被赋予兼容并包的学术取向，朱陆之学皆为其所纳，另一方面又主要以心学为其思想主脉，后一意义上的浙东之学，与基于地域的广义“浙学”形成了某种对照。
如上所述，朱熹与“浙学”这一概念具有比较独特的关系，一方面，他较为明确地提出“浙学”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又对其做了狭义的理解，认为“浙学却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这一理解中的“浙学”，指向的主要是宋代事功之学。不过，从地域性的角度看，“浙学”的内涵显然不限于朱熹所界定的与事功相关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即使在宋代，“浙”地除事功之学之外，还有吕祖谦、张九成等具有理学趋向的思想家，在宋代之前以及宋代之后，“浙”地之学更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就此而言，“浙学”显然不能限于事功之学。
从时间之维看，“浙”地之学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浙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王充：王充无疑可看作是“浙”地之学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充之后，“浙学”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化过程，至近现代，“浙”地之学依然代有人出，诸如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均为其选，到晚近，尚有金岳霖、冯契等当代学人。尽管与近现代学术活动在空间上的扩展和地域性的突破相应，近现代及当代“浙”地学人的学术活动在地域上已不限于“浙”地，但从其学术风格上，仍可以看到“浙学”的某种印记。
吕祖谦《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鉴》 资料图片
二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浙”地的学术衍化有其独特性。如所周知，齐鲁之地在孔孟荀之后，似乎既没有出现气象和格局较大的学派，也未能持续不断地产生具有创造性、系统性和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宋代后，洛学、闽学、关学、蜀学、湖湘之学等先后而起，但其关注之域较为限定，而且除开创者之外，后续也较少形成重要的、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与之有所不同，“浙”地之学呈现某种持续发展的态势。除了宋代的婺学或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张九成的横浦心学，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所代表的四明学派等之外，宋以后，明代的王阳明及浙中王门，明清之际的刘宗周、黄宗羲，清代的章学诚，近代的章太炎、马一浮，直到金岳霖、冯契等具有现代意义的重要学者，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浙学”的不同代表，这样不绝如缕、代有人出、延至现代和当代的地域性学派，确实较为少见。从气象的博大、学术的创造性、延续的历史持久性以及涉及的广度等方面看，“浙”地之学在整个中国文化演进中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
当然，以“浙”这一地域来命名“学”，还只是以地域性概念涵盖学术思想，仅仅关注这一方面，往往会显得头绪纷繁。历史地看，在学术思想的衍化中，地域性与学派性常常彼此重合，如宋代理学的关、闽、洛之学，其形成之初便既涉及相关地域，也关乎同一学脉，尽管其后学未必在地域上同属一地，但学脉上却前后相续，与之相应，对以上诸种学派的考察，也较易把握其学术理路。“浙学”与上述学派显然有所不同，它在呈现地域性品格的同时，并不存在单一的学派传承。从学术趋向看，同为“浙”地之学，有的侧重哲学，有的偏向历史，其中的学术进路、学术方向也各有不同，即使在哲学之域，也有理学、事功之学等分野。这样，从什么方面把握“浙学”的内在脉络，使之呈现多样而不杂乱的形态，便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这里，可以从浙学的为学特点或精神取向上，对此做一大致的考察。概括而言，从王充到现当代的“浙学”人物，其总体的学术特点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批判意识。对以往思想，“浙学”往往不是简单认同，而是注重批判性的回顾，从王充开始，便展示了这一学术进路。汉代的王充著有《问孔》《刺孟》，对当时已被奉为正统的孔孟之学提出种种质疑。在王充看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而他确实也根据事实和逻辑，对孔子的诸种言论提出了种种异议。宋代的陈亮与叶适，对同时代的理学同样也有多方面的批评，如叶适责难理学“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习学记言序目》）。明代王阳明的心学虽然也属广义的理学，但对正统的理学却呈现不同的哲学立场：其心学事实上已偏离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理学。黄宗羲不仅对宋元明的思想史做了反思，而且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以上看法无疑包含着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某种责难。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清代，另辟思想路径，其中也蕴含对当时主流学术的不认同。同样，章太炎对维新派的批评，构成了近代思想的重要景观，直至现代，金岳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唯主”观念及休谟因果观的质疑，也成为其自身哲学创造的前提。批判性和创造性往往联系在一起，浙学以注重学术创造性为进路，这种学术创造同时以对以往思想的批判为前提。
第二，注重理论的思辨。王充尽管常常被称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其哲学中，同时也可以看到对多样问题的理论分梳，如以天道自然无为驳斥目的论，主张“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肯定认识过程中感性与理性的互动，都展现了独到的见解。宋代的事功学派同样不是简单地提出功利的观念，而是形成一套理论的系统，从政治的运行，到社会的演化，都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王阳明心学在理论的建构和理论的思辨方面，达到了更为显著的深度，他在心物关系上实现的形而上学转向，以良知融合心与理，从过程的层面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可以视为哲学思辨的不同体现。清代的章学诚、近代的章太炎所展示的学术与思想的统一，金岳霖所建立的现代哲学体系，当代冯契以智慧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广义西方哲学的会通，都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浙学”的以上特点。
第三，呈现为现实的关切。从思维趋向看，“浙学”注重理论思辨，但并未由此导向抽象的玄思。王充的“疾虚妄”（《论衡·佚文》），陈亮、叶适对经世致用的注重，都体现了现实的关切。即便在王阳明那里，其思想似乎主要呈现为抽象形态的心学，但其中依然可以看到多重意义的现实关怀。王阳明不仅实际参与了事功的现实活动，而且提出了“事上磨练”的涵养观念，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强调真知需落实于行等，都从不同方面展现了现实的关切。章学诚将经理解为器，以为道即内在于六经之器中：“圣人即器而存道。”（《文史通义·原道下》）“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文史通义·原道中》）与道不离器的观点相应，章学诚强调即器而明道：“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乎道矣。”（《文史通义·原道中》）由器言道的逻辑前提，是确认道内在于现实存在，所谓“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便属道所依存的不同实在。章太炎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关注，也从不同维度体现了现实的指向。可以说，理论的思辨和现实的关切相结合，构成了浙学的特点。
第四，体现于历史的观念。王充的哲学系统在逻辑上发端于对以往思想包括先秦儒学的反省，这同时也从思想史的层面，展现了历史的意识。陈亮等对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一再推崇和赞赏，王阳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说，黄宗羲对宋元明儒学历史的梳理，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浙东史学等，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浙学”中的历史意识。现实的关切既与理论的思辨意识相关，也与历史的观念相关，在浙学中，以上方面内在地关联在一起。
要而言之，批判的意识、理论的思辨、现实的关切、历史的观念，从总体上构成了“浙学”的内在特点。不同历史不同时期的“浙”地学人尽管学术面目各异，思想兴趣不同，所致力的具体学术思想领域也不尽一致，但在其思想系统中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以上四重特点。当然，“浙学”中的人物往往也呈现自身的学术侧重：一些学人可能突出了上述诸种特点中的某一方面，另一些人物则或许更为侧重其中的另一方面，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在展现某一方面特点的同时，并不完全忽略其他方面。这里既有不同的理论侧重，又有共同的理论关切，或者说，在呈现各自特点的同时，又具有共同的理论趋向。
三
前面已提及，“浙学”涉及多样的人物和学术进路，并且派中有派，其形态复杂而多样。要将如此纷繁的“浙学”加以整合，使之呈现具内在学术脉络的系统，便需要揭示其中内含的共同的学术精神，展现其“家族相似性”，以避免因简单罗列而引向理解方面的杂乱无序。就实质的方面而言，以上所论“浙学”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浙学”之为“浙学”的内在风格，关注这些普遍特点，同时也为展示其学术脉络提供了可能的进路。
进而言之，就“浙学”与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的关联来说，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不仅有主流，而且有支脉，在总体上呈现多重面向的结构，这种多重性同时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浙学”所包含的诸种学派和人物，从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常常处于边缘性的地位；同时，它往往挑战主流思想，呈现某种异端色彩，在整个“浙”地之学中的重要人物或其中的不同派别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作为主流中的支脉，“浙学”每每通过挑战主流思想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学术品格：王充挑战当时主流的经学，事功学派挑战主流的儒学，王阳明挑战正统的理学，章学诚挑战主流的乾嘉学派，等等。直到近现代，马一浮的思想也蕴含着对西学思潮的某种挑战。可以看到，以有别于主流的独特方式延续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构成了浙学的个性特点。综合而言，异于主流之学的取向与批判性、理论思辨、现实关切、历史观念的相互融合，使“浙”地之学的学术取向具体地突显了其自身的学术品格，后者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多样性。
本文系作者在“2019浙学论坛暨浙学与‘东南三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