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本期主持：韩庆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本期主题：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蕴
主持人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深刻把握其内涵具有时代和现实意义。本期组织三篇文章，分别就中国道路的哲学智慧、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辩证特质展开论述，以期引发学界进一步探讨。
中国道路的哲学智慧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道路，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
中国道路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统一
在道路问题上，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得出的结论；不走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的“邪路”，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航的路，坚持走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道路，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道路选择上，首先要“把准脉”，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了解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把握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这可谓“知”；其次要“开好方”，即选择一条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的正确道路，这可谓“行”。在复杂多变的当代中国，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是中国道路的精髓和灵魂，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道路的立场和取向，前者侧重历史维度，后者侧重价值维度。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才能达到对事物真正的“知”，而“知”的目的在于“行”。道路选择正确了，就要付诸实践行动，坚定不移走下去。所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知行合一的结果。
中国道路注重历史思维，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
中国道路首先要明确“定位”，弄清楚“我在哪里”或“从何出发”，就是确定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历史方位确定之后，就要进一步确定特定历史方位中的奋斗目标，明晰要“走向何方”；目标确定之后，就要进一步选择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善于运用历史逻辑来解决与“道路”有关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理论上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实践上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道路具有问题意识，注重运用辩证思维解决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
这体现在注重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从中揭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进而确立工作重点。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社会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是判断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着中国道路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中国道路要做好的工作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注重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进而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解决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既注重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又注重从中确定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把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中国道路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注重创新思维，在融合各种发展要素中推进自主创新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其历史进程中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双方，效率和公平、劳动和资本、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独立自主、跨越式发展和循序渐进，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种叠加发展可谓“时空压缩”，中国道路必须反映这种具有“时空压缩”特征的事实和存在。中国共产党在确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时，总是且必须把各个时段、各种特质的发展要素融合统一起来。比如我们党强调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发展动力和发展平衡结合起来，等等。在这些结合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避免了“左”右摇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和自主创新。
中国道路蕴含着“动力—平衡—治理”三种机制，理解和把握这三种机制，是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论
中国道路蕴含着“动力—平衡—治理”三种机制。首先，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动力和活力，注重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平衡、和谐，还注重通过对自身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来解决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的问题。中国道路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之深层，主要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个根本要素着眼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内在要求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内在要求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问题；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推进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关系、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人的能力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要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建立健全良好的动力机制，人的需要、人的关系的全面发展，要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建立健全良好的平衡机制。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出了问题，就必须加强治理机制建设，提升国家、社会的治理能力。在我们所要坚持和贯彻的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侧重于发展动力；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侧重于发展平衡。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道路
作者：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对于中国道路，不仅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理解，同时应从历史观上来把握。这就自然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
普遍规律与具体道路的内在联系
在社会历史领域，规律与道路是不同的：规律作为一般，是就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言的；道路作为特殊，是就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而言的。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为一谈，但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简要说来，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由于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民族以及这些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实现的方式不同，因而所形成的道路也不同。按照唯物史观，任何社会历史规律都不是以纯粹的或“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确定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发展趋势、“平均数”和“可能性空间”得以体现的。规律作为一种本质抽象，并不是简单的概括和抽象，而是包含着具体的抽象。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对“规律”作过详细解释，对此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作为一种普遍和抽象，本身就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既不能用一般规律来排斥具体道路，也不能用不同道路来否定一般规律。
规律是怎样具体实现并形成具体道路的？这里又关涉规律与道路的中介环节或结合点问题。所谓中介环节或结合点，实际上就是条件。因为任何规律的实现都是以一定的条件开辟道路、发挥作用的，人们虽然不能创造和取消规律，但可以利用和改变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使规律为自己服务，这样的规律实现方式体现在社会发展上，便形成了一定的发展道路。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条件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条件与现实条件，又有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还有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等，正是各种条件的交错及其相互作用，造就了一个国家、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发展道路。因此，道路依赖于条件，独特的道路产生于独特的条件。
从条件入手来考虑规律与道路的关系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像马克思当年考察俄国公社发展命运时就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从农奴制改革之后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不取决于俄国公社本身的“天然”性质，而是取决于是否具备跨越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跨越必须具备这些相应的条件，如俄国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战胜私有制因素，不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而与世界市场相联系，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尤其是俄国爆发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实现双方互补等。假如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就是可能的。马克思看待道路问题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道路的选择与开创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面对当时的时代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各种复杂矛盾而作出的抉择，因而是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来看，当时世界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或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面临的矛盾非常复杂，既有自身的矛盾，又有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所造成的矛盾，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十分不利，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历史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只有这么几条：一条是跟着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不仅资本主义不可能充分发展，而且会加剧民族危亡；一条是走改良的道路，即在保留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某种改良来改变现状，但这也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再一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革命推翻各种反动统治，摆脱奴役，消灭剥削压迫，实现独立自强、人民解放。历史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诚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中形成的。
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了，怎么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去，我们曾经把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的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模式，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走过不少弯路。正是通过对世界发展潮流的理性把握，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我国终于探索和开创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中国的特殊体现。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改革发展的成功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都既遵循着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结合本国自身的条件和国情。所以，对于中国道路的“特色”，应予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指出的是，道路的选择和开创固然离不开条件，但条件也有一个如何利用的问题。同样的条件，利用好坏，结果迥异。就此而言，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本质上是一个能动创造的过程。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创造了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无疑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经验作为中国道路的积极成果，也是在遵循历史发展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吸收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探索的重要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强调“中国经验”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更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凸显其世界性的意义，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于中国经验，不能仅仅停留于经验的描述，应当从描述进而到提炼、概括，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由于成功的经验中总是含有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通过对规律性因素的提炼、概括，可以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从经验提升到理论，一方面可以对经验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对理论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由此说来，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既来自于对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又为其规律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道路的辩证特质
作者：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话语是中国道路的表达。在当代，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是多样的，既有中央文件精神层面上的话语，也有学术界、理论界、新闻传播界的阐释性话语和宣传性话语。中国话语无论是其蕴含的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必须全面体现或反映中国道路的辩证特质。这里的“辩证特质”，就是运用辩证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运动所揭示出来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所具有的辩证联系和矛盾特征，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
中国道路体现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
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也充满了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空想而是科学，它反映了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科学预测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未来愿景。没有这种科学逻辑也就没有自觉的符合历史规律的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社会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提供了土壤。在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进程彼此都得以发展、进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得到印证、丰富和发展，而中国社会发展因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取得巨大成就，并减少了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和代价，迅速缩短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距。实现上述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这两个逻辑相统一的现实基础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目标的伟大实践。
中国道路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展开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的，也是在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生存和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追求正义事业的历史选择性。从世界范围或世界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也是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道路。中国实践以其特有的方式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或者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中蕴含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社会主义是正义的事业，它的旗帜上鲜明地标示着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获得世界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包容性。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的当今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孤立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特立独行”的，也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而丧失自己原则和特色的。我们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坚持开放，面向世界，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继续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来观察世界、研究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推进和进入新时代，是21世纪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又一华丽篇章。我国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中国道路体现了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既是不可阻挡的，又是历经坎坷、充满曲折的。这种曲折性既表现在它是长期艰难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又表现在它的未来也并非一帆风顺，要继续“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多重意义上的伟大革命、伟大创举。它的成功，是以长期艰难的探索乃至挫折为代价的，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之所以会有这种艰难性，一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经验或模式可以借鉴；二是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导致旧中国社会矛盾复杂、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三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与较量，各种敌对势力和反动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与干扰。因此，在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同时，又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未来还将经历严峻的挑战，还将经历深刻的社会革命，还将迎来无数次艰巨而伟大的斗争。
中国道路体现了守正与创新、连续与飞跃、传承与借鉴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守正”体现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到了一脉相承，保持了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连贯性、一致性。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探索和创新中呈现出阶段性的飞跃发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和实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从设想基本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到绘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蓝图，从改革开放开启的新时期到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向纵深发展，向更高层次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活力还来自于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厚土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任何有长久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都是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孤立存在和发展的。当代中国的崛起得益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得益于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吸收。没有继承就没有延续，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同样，没有借鉴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
自觉把握上述辩证特质的每一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素，有助于我们完整地阐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23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