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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器见道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10-12 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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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晓霞,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不仅“集其大成”,而且“开其新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主张。现代人也学习诗歌、音乐、舞蹈等,但往往囿于学科壁垒,忽略了古人立教之诚。实际上,“器在道中,道在器中”是孔子教育的基本理念,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特性。

  孔子用“述而不作”的方式传承三代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尝试以“六艺”经典来教化人、培养人。《礼记·经解》谈到“六艺”之教:“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概言之,“六艺”之教是要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其中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等,都是君子所具有的核心素养。“六艺”的教育目标,对当代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以《诗》为例,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言”,并非普通的交谈,而是特指“温柔敦厚”的雅言,且有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化特质。当人们吟诵、涵泳《诗经》,理解并掌握“思无邪”的雅言,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言语时,便能呈现出“温柔敦厚”的人格品性。用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孔子“诗教”培养人的特点:只有使用雅言,才能在言语中构建和想象出经典所创造的至善世界。同样,其他经典如《乐》《易》《礼》等,都是通过各自独特的文化形式,培养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君子。

  现代教育中,“六艺”等经典内容渗透于语文、历史、数学、音乐等课程当中,是我们可资利用的重要课程资源。进行课程和教学转化时,关键要把握“由器见道”的原则。如《关雎》无论被后世赋予怎样丰富的内涵,但最打动人的,仍是两千年前那位徘徊河畔的青年,听到的那一声“关关”的鸟鸣。《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当万物踏着各自节奏,纷至沓来时,天地间的人们,也以吟诗、歌咏、舞蹈等形式表达情感和心声,文化便由此产生和章明。“六艺”是古人借助不同符号系统所表达的自然之“数”,并传承着自然之“道”。只有当我们由“器”见“道”,才能真正在理解传统文化中理解当下和自我。

  钱穆曾提出《论语》学习的方法:切莫先横梗着一番大道理。这也是我们理解其他六艺经典的关键方法。学习《论语》等,切莫先入为主,而是在熟读精思、循序渐进阅读的基础上,逐渐领会出道理。这正是经典学习“道在器中”的原则。离“器”而言“道”,就如朱熹所言,看一座房子只在外部看,却不入房内,终究是门外汉。

  首先,在“字求其训”中作考证。例如了解《论语》中“乐”的内涵,首先须做考证的功课。《八佾》中讲:“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为何讲《韶》乐“尽善尽美”,而《武》乐“尽美未尽善”呢?朱熹讲:“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尽美”是就声音而言,《韶》乐、《武》乐都非常动听;“尽善”是就内容而言,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而来,而周武王天子之位是由讨伐而来,尽管是正义之战,但孔子认为“未尽善也”。孔子深刻体悟到音乐的教化作用,故而称之“尽善尽美”。《阳货》篇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执着于礼乐,又跳出礼乐,要在“乐”中见“和”、见“仁”、见“君子”。

  其次,在“句索其旨”中重辞章。辞章主要是指字义、句法、章法等。如《述而》篇:“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从辞章分析,程颐讲:“非乐疏食饮水也,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孔子所言重点,不是强调喜欢“饭疏食饮水”,而是强调即便是简朴度日,却能“不改其乐”。钱穆认为“此章大有诗意……尤在‘如浮云’那三字”:君子自是“不行不义之事”,那“不义之富贵”自然“如浮云”般,与君子何干!

  再者,在“虚心涵泳”中求义理。“义理”是价值层面的追求,是经典对我们自身和当下的启发和观照。清人提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据明而后义理明。朱熹也强调《论语》的“融会贯通”须建立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只有下足了句句看透、精熟、成诵的功夫,才能得其精髓而把握“义理”。如《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约略读过,大概这是时光易逝之叹。朱熹品出的“义理”则是: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倘若联系《论语》其他章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等,那么夫子在川上的这番感慨,不仅是“时光易逝”,更有着君子当自强不息,当时时省察、不断进学的思想内涵。

  我们传承传统文化,不仅要关注经典,还要关注文化仪式、文物等,在多重印证中建构当代价值。德国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将语言交往记忆、对物的记忆以及模仿性记忆融汇于此空间当中。换言之,传统文化不仅投射在经典文本(语言交往记忆)上,还投射在文物(物的记忆)和文化仪式(模仿性记忆)上。

  首先,对话经典,建构记忆。经典无疑是走进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途径。以“孝”为例,孔子高度推崇“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今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更需要多角度思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这是讲人伦标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讲赡养之孝;“恭敬”与“色难”是讲敬慕之孝;“无违”是讲礼仪之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则是讲继志之孝。所以,《论语》从人伦、赡养、敬慕、礼仪、继志等多个层面,创造了多层次“孝”的概念,只有当我们立足经典文本,对之加以条分缕析,才能由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孝”,走向孔子有着丰富伦理内涵的“孝”的概念,进而为继承和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孝”提供依据和可能。

  其次,参与仪式,体认记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提出,文化仪式如同转换器,一端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外部道德约束和类分,另一端是个体行为者的内在情感和想象。孔子早就洞察到“仪式”对育人的重大意义:他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坚持用规范性的、不断重复的“习礼”,达成当时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体认。用孔子的话讲,即“不学礼,无以立”。礼仪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蕴,这就把价值观念,熔铸于“习礼”的行动当中。通过“力行”礼仪,达成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最后,关注文物,丰富记忆。文物超越了普通物的实用和审美特性,使得原本隐而不显的时间和文化变得清晰可见。无论是玉礼器、青铜器等文物,还是孔府、孔庙等文化遗址,都是承载彼时思想的文化想象,是当代人们丰富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如曲阜“三孔”遗址,孔庙、孔林、孔府等都是孔子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的具象化体现,也是体验和感受孔子“诗礼之教”的重要文化场域。如孔庙里有“金声玉振”坊,古人奏乐以击钟(金声)为始,以击磬(玉振)为终,以金声玉振象征孔子对后世的“滋养”,与孔子“礼乐”教化思想正好吻合。又如孔林有“子贡手植楷”石碑,形象地传达了弟子的“继志”之思。看到这些实物,再来读《公冶长》中子贡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感受必然不同。这些真实的文化物象对丰富当代人的文化记忆无疑独具价值。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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