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三座桥 三个时代

——评《大江之上》

作者：刘旭东（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一级编剧、评论家）

　　继“故宫三部曲”之后，章剑华先生又完成了“大桥三部曲”的创作。这部名为《大江之上》的三部曲，以饱满的激情，叙写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以及润扬长江大桥、苏通长江大桥等大桥的历史过程，读来让人心潮难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推出这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正其时也。这是向共和国华诞最好的献礼。

武汉长江大桥 图片选自《大江之上》

《大江之上》 章剑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意味着这部报告文学是一部应时之作，相反，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放之久远，将弥足珍贵。

　　报告文学，既是报告，更是文学。它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繁荣与中国文史同源的传统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史公的《史记》就是最初的报告文学。《大江之上》接续了这一传统。作者是以文学的方式为共和国修史，为当代中国人立传。只不过他是从长江大桥的角度切入，别开生面。

　　这部三部曲共计66章，每一部22章，显然是作者精心结构的结果。第一部主要写了武汉长江大桥，第二部写了南京长江大桥，第三部写了江阴长江大桥以及其他江苏境内的长江大桥。这种结构是有节奏的，由缓到急，逐步加快，醒脑提神。总体上看，三部曲，三座桥，三个时代，将共和国70年的发展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长江上的大桥从无到有，一座一座又一座；共和国的历史，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一种印证，一种呼应。每一位读者都会兴味盎然，感慨万端，激情难抑。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人呕心沥血奋斗出来的，不是靠什么救世主恩赐出来的。

　　报告写史，文学写人。对历史的尊重是《大江之上》的成功之基。无论是对武汉大桥建设中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文革”中南京大桥工地上的派系斗争，作者都能够以历史眼光进行客观公正的描写记录。这种史笔，支撑它的是作者追求历史真实的史胆和史识。也因此，这部报告文学呈现出不同流俗的品格。《大桥之上》对人物的刻画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彭敏、茅以升、李文骥、梅阳春、李国豪、林鸣、凤懋润、周世忠、陈新等桥梁专家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个性分明，又共性突出。尤其是他们的内心世界，真诚、朴实。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除了知识分子群像以外，报告文学还塑造了胡宝玲等工人形象，同样感人至深。他们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奉献精神，真正称得上“中国的脊梁”。没有他们，大江之上就没有这些堪称人间奇迹的座座大桥；有了他们，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文学写人，必要写情。报告文学中的情感表达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不可能那样自由，那样任性。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和人物的真实的局限。时过境迁，历史中的人物情感最难捕捉，最难描写。《大江之上》为读者揭示了真实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状态，时时让人热泪盈眶。这种情感，有的通过情节来呈现，有的通过细节来体现。比如，彭敏与苏联专家西林的友情，贯穿了武汉大桥和南京大桥的建设。其中，车站迎送，管柱钻孔法的论证，笔下常带深情。再如，南京长江大桥抢险事件调查的前前后后，彭敏的隐忍不屈，武竞天的实事求是，吕正操的仗义执言，可谓一波三折，动人心弦。又如，胡宝玲勇闯生命禁区，创造深潜82米的神话，真是惊心动魄。细节如李文骥辞世，坦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让人泪崩。再如，李国豪身陷牛棚，破解武汉大桥晃动原因。又如润扬大桥施工，为了安定军心，林鸣坐在基坑底部陪同工人施工。此时无声胜有声。

　　描写工程类的报告文学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要处理好工程的专业性和作品的可读性之间的关系。《大江之上》显然经过了精心选择，人物与事件（故事）相得益彰。比如第一部《天堑通途》结尾，作者没有在武汉大桥的通车典礼处简单作结，而是忽起一笔，写了李文骥女儿要求与大桥专家们合影以告慰乃父的情景，实在是神来之笔，诗味悠长。正因如此，《大江之上》通篇写工程，却无一点艰深晦涩之感，让读者欲罢不能。

　　《大江之上》的语言生动晓畅，端庄大气。许多故事情节通过人物对话完成。这种写法看似平易，其实是高难度的创作。如果不是吃透内容、吃透人物，不是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力，是不可能驾驭这种创作方法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江之上》是一部不一般的报告文学，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史诗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大江之上》是对总书记关于“创作中华民族新史诗”号召的热情响应和成功尝试。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3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