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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禅僧对《诗经》的讲传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11-04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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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永平(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日本五山文学,指镰仓至江户初期(公元12世纪末期至17世纪初期)由禅僧创作的汉诗文的总称。“五山”是五山禅僧活动的大本营,即镰仓、室町幕府仿照南宋创设的“镰仓五山”(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京都五山”(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及南禅寺十一座寺院。在日本《诗经》传播史上,五山禅僧上承奈良平安公家,下启江户儒家,在日本诗经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在禅学、文学互融之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日本中世(1192—1603),皇权衰落,武士兴起,朝廷、幕府政权并立,公家虽历史显赫,但日渐式微,武家因掌握兵权而风生水起。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寺家作为横亘于公家、武家之间的特殊群体,因镇护国家、武禅同修得到幕府支持,在兵荒马乱、战火频仍的中世,坚守五山,承担起传播文学、传承知识的重任。

  禅宗是“一花开五叶”,中国有临济、云门、沩仰、曹洞、法眼五个派别,传入日本之后也衍生出诸多流派,不过,五山文学以临济宗为独尊。汉诗文的创作,临济宗五山禅僧占据了半壁江山。400余年间,五山文学英才辈出,《五山文学全集》《五山文学新集》中,禅僧达669人之多。其中不乏大陆赴日僧,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弘法东瀛;本国僧众又有入宋、入元僧,知名者如雪村友梅、天岸惠洪,求法开宗。入宋僧为数甚众,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仅南宋时期可考来华日僧已达109人。正是如此数量众多、高产的禅僧,才造就了日本汉文学的又一黄金时代。五山禅僧热爱中国文化,通过与文人、史家、明经与纪传博士等的交游,或依寺院讲禅说理,或隐于山林修行,或诗禅唱酬寄赠,或感怀咏物作文,或游览纪行纪事,学习、传播、创作汉诗,成为中世《诗经》传播的主力。

  五山宗禅僧渡宋,或渡元,或渡明,在向佛求法的同时,也将《诗经》等儒家典籍的注本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正如铃木大拙在《禅与儒教在日本》一书中所言,“为了学禅而前往中国的日本僧也如此,他们的行囊,除了禅典之外,全被儒道两教的书籍所填满”。荣西于1168、1187年两次入宋,带回天台章疏六十卷及各种典籍,结识朱子门人钟唐杰等人,有可能已经了解到朱子诗学的思想。俊芿留宋十二年,与吕祖谦门人楼昉、陆九渊心学思想传人杨简交往过密。吕祖谦诗经学,既守《毛序》,又倡大义,主张解诗以情体之,以义理之,以平易观之。陆九渊治诗“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重视经典的实践性。楼昉、杨简践履师门解诗传统,是诗经宋学的重要流派。1211年,俊芿返日之际,除佛典之外,还带回儒道经典二百五十六卷。圆尔入宋六年,师从临济宗杨岐派高僧无准师范,归国之际带回《吕氏家塾读诗记》、《毛诗注疏》、《毛诗句解》、《易集解》、《春秋解》、晦庵《大学》、晦庵《中庸或问》、《晦庵集注孟子》,携来书籍中已不乏宋学代表成果。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宋学新解,在日本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花园天皇宸记》记载的1324年3月至12月开展的6次读书活动中,花园天皇《论语抄》已参考了朱熹为代表的宋学注解。岐阳方秀为朱熹注《四书》加以和训,并于1603年对明朝舶来的《诗集传》注解并讲学。应仁之乱,促进人员的大规模流动,《诗集传》也由京都、镰仓传播到地方。如道向足利学校寄赠了《诗集传》,加速了诗经宋学在中世这所儒学重镇的传播。

  五山禅僧,内外群书,皆有涉猎,视外典甚至更重于内典。外典之中,《诗经》无疑是重要的学习材料。海藏和尚虎关师炼八岁参禅修行,十七学习《文选》、易学。在《虎关和尚纸衣誊》一书中,他强调为学者应先精一书,外典首推《诗经》《尚书》《孟子》等。在学习顺序上,一部研熟之后方可博览。南北朝时期蒙学教科书《异制庭训往来》强调,内典如实,外典如花,花实相兼方可尽美也。花后才能结实,所以外典学习更在内典之前。在该书之中,《毛诗》被推为十三经、诸子、史书之首,足见《诗经》重要。五山弟子学习外典热情之高令人惊叹。义堂周信曾责令弟子誓断俗书,不然将焚之于中庭,但弟子们依然不坐禅不看经,唯驰骋外典,学《诗》热情似火,以竞辞章、赋丽句为能事。据《虎关和尚纸衣誊》记载,“夫《毛诗》《尚书》《周易》《论语》等皆有本点,而各其一途,体时易读”。可见,五山禅僧学习、传播《诗经》,已经使用了加入训点的版本。这种训点版通俗易懂,助推了外书学习的新热潮,促进了《诗经》的普及。

  五山禅僧个个是诗文好手,又各具特色,禅儒兼修,既孜孜不倦地从以《诗经》为代表的典籍中汲取文学营养,又有修业向禅的追求。因此,儒学、禅学成为五山汉诗表、里两端,引诗用诗之中禅中有儒、儒中有禅,充满生活的写意。在具体引诗方面,征引《诗经》,涉及取语、取意、取向、取理四方面的用途。

  取语,即径引字词,增添诗歌修饰之美。中严圆月在《东海一沤集》《中严圆月集》中引《诗》11次。《田中寺书所见》诗:“负郭云连二顷秋,田中寺静客怀幽。闲乘凉免步莎砌,无限螽斯跃出头”。“螽斯”,《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传》云:“螽斯,蚣蝑也。诜诜,众多也。”外城上空,祥云连绵如山,寺内清凉幽静。乘凉走过草地,惊起蟋蟀一片。“螽斯诜诜”与“无限螽斯”,中严圆月直用本义,以《诗经》韵致的古朴诗风写出了淡雅之情、田野之趣。

  取意,即妙用《诗经》典故,推陈出新。雪村友梅,名作《岷峨集》以诗会禅,言言契理,句句脱俗。集中引《诗》15处。如《三韵寄朴庵》“伐木丁丁诗六首”,“伐木丁丁”典出《小雅·伐木》。《毛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伐木》中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句,表达广结良朋的诉求。“伐木丁丁诗六首”一句,意指用六首诗来表达对好友朴庵的深情厚谊。中严圆月《古诗·和祖东传二首其一》云:“西方有美人,德音远叹嗟。想立东篱下,三嚥采其花。”“西方有美人”典出《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圆月诗中则将《诗经》原意的“周室贤者”化作远方大彻大悟的贤者,他身处远方,英俊孔武,德音高远,适意淡然,自由旷达的生活令人羡慕。

  取象,即引用《诗经》中的物象,表达情怀。如《诗经》中黄莺出谷与期待春天、桃夭与春意盎然、蝉声与秋悲、蟋蟀与报秋、鹿鸣与求友、大雁与“相思”或“思乡”,便是风物与物候、意象的常见结合。如义堂周信《寄友二首其二》:“蟋蟀深秋雨,蒹葭昨夜霜。何时红叶句,乞我碧云房。”“蟋蟀”取象于《唐风·蟋蟀》,蟋蟀即是秋天的表征,旨在感慨岁月易逝;“蒹葭”取象于《秦风·蒹葭》,化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句,言秋思。

  取理,即借用诗经学的大序、小序的文学理念及诗经学体系的文学观,来为自己的文学理念鼓与呼。如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力主“诗以言志为贵”,假借“诗言志”的传统来申述作诗应表达“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的主张。

  五山禅僧,清苦修禅,笃志文学,以一份“讲《易》论《诗》随分有”的潇洒,诗意地栖居在日本中世山林,续写着《诗经》讲传的传奇。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4日 13版)

[ 责编:李丹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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