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

　　作者：李雪山（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迄今已有120年。作为现存最早自成体系的汉字，甲骨文与汉晋木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四大发现”，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编号为Y0712的甲骨。其正面残存91字，反面82字。这是一篇长篇记事卜辞，表现出殷人对占梦异乎寻常的重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条关于“大骤风”的记录，是殷商气象史上极为重要的史料。李韵摄/光明图片

　　自成体系 绵延不断

　　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迄今为止，共发掘出土154600余片，约有4600多个单字。在这4600多个单字中，经考释而公认的有1700个左右，仍有2900个左右的单字不识。研究证实，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历史上公认现存最古老而自成体系的文字。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字是埃及传入的”。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德经，他将汉字的象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比后认为，中国文字是受埃及文字的启发而形成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我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甲骨文有着其独特的异彩之处：

　　中国文字出现的历史当属世界领先。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产生于5500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于4100年前。而随着中国考古不断的新发现，汉字的起源时间一再被提前。夏朝有没有文字，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是许多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刻画符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如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陶寺文化朱书陶文、河南登封王城岗刻画符号等，有的已具有类似文字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夏代至少出现了文字的萌芽。不仅如此，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了17个距今7000多年的刻画符号，也为研究中国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由甲骨文肇源的中国汉字具有连续性和使用时间长的特点。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四世纪随着波斯王国一起消亡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公元前五世纪也灭绝了，后来的埃及文字没有将其传承下去，以至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长期得不到解读。而甲骨文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它与后世的文字传承关系十分密切。

　　从文字结构看，甲骨文不仅完全具备后来汉字方块的特点，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总结的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即“六书”理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因此，可以说甲骨文是一种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实为后世方块汉字的鼻祖。由甲骨文、商周金文，到春秋战国的大篆、小篆，汉魏的隶书及以后的行书、楷书，其嬗变轨迹清晰可见。

　　中国汉字还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文献记载，中国汉字在秦汉年间传入越南，并长期使用汉字至十三世纪才有本国文字──字喃，直到十五世纪时，字喃才完全取代了汉字。汉代初年汉字传到朝鲜，直到李朝初期依据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朝鲜文字，并于公元1443年公布使用，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晋朝初年汉字传到日本，至今在日本语中常用的汉字仍有1945个。而其他早期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绝迹较早，其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影响无从谈起。

　　记载历史 传承智慧

　　甲骨文记载了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273年的史事，内容异常丰富，涉及祭祀、征伐、年成、田猎、疾病、祸福、生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礼制风俗、军事、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以及语言文字、书法艺术等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甲骨文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十分丰富，显示了我们祖先的聪慧和创新精神。当时的天文历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世界上最早关于日食、月食和星象的文字记录。当时农业的发展水平也居世界的前列，已经种植黍、麦、稻、粟等农作物，掌握了播种、田间管理、收获、贮存等一整套农作物的栽培和管理技术，其中有关植物水分生理学知识的记载，要比古代希腊早1000多年。甲骨文中还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的记载，如人们有组织地治理河流、气象预测、开采铜锡铁和玉石等矿产资源，甚至都城的布局都考虑了生态环境的影响。当时，我们先人的医学已取得惊人的成就，已对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口腔、泌尿、小儿和传染病等疾病进行了初步的分科，享誉世界的针灸术在甲骨文中也有明确的证据。此外，甲骨文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龋齿记录，这比埃及、印度和希腊的同类记载要早700至1000年。

　　实证商周 探寻夏朝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上古史，曾受到怀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古史辨”派学者开始质疑夏代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夏商周历史的材料很少。比较全面记载三代文明的是《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里面记载确切的纪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公认的年表。再加上《史记》著于西汉，距夏商周时代较远，作者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距其1000多年前的信史——甲骨文，从而导致人们对三代文明的质疑。疑古学派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目前在外国学者中影响甚巨。

　　甲骨文发现后，学者们通过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证实了司马迁撰写的商代历史绝非向壁虚构，从而又极大地提高了《史记》中有关夏朝历史记载的可信度。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正以《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为线索，探寻夏代的历史文化，目前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用出土文物去印证古代典籍，重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可信历史，甲骨文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01日 12版）